五十年来
主仆王明道上半生自传
目 录
序
《五十年来——主仆王明道上半生自传》http://ccx.kesug.com/wp/?p=8
《又四十年——王明道口述后半生见证》http://ccx.kesug.com/wp/?p=40
《我们是为了信仰！–真理呢？毒素呢？》http://ccx.kesug.com/wp/?p=247
序
这些年来有时因着需要，在讲道、著作、或与人谈话的时候，引证一些我自己悔改信主的事迹，或我已往受磨炼、遇试探的经过，常听见人告诉我说他们藉着这些见证得了激励和安慰，因此近几年来就有意写一篇自述，好使更多的人得着帮助。但因为事工繁忙，总没有得机会着手。
三年以前，有一位青年圣徒也对我提出这种建议，并且再三劝我及早着手，他又为此特意送我一束稿纸。我被他的热诚所感，应许他到我足五十岁的那年一定要写，他却建议早日进行。我采纳了他的建议，便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间开始着手。那年五月未写完第一章，在灵食季刊第八十六册中刊登。以后继续着写，每期在灵食季刊中发表。到今年七月初，一共写了七章。今夏略加整理，把1947年冬季所写的一篇「追念母亲」加在一处，刊印成单行本。我从1900年出生，到今日整整是五十年。便给这本书起名为「五十年来」。
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好事与坏事、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成功与失败、都必须毫无隐讳。按人的常情说，人都喜欢述说自己的长处、优点、胜利与成功，却不愿提出自己的短处、缺点、罪恶与失败。如果存这种心理去写自述，不过使自己得一点像过眼的云烟一样的虚浮的荣耀。神的大能和作为却不能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人也不能因此得着极多的益处。这种自述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常见世上的人为别人写传记，总是述说那个人的人格如何完美，品德如何高尚，从幼到老总没有作过不好的事，他时时想为社会谋幸福，处处可作人类的楷模。人都是喜欢自夸，也喜欢别人夸奖他，所以他们这样作并不是希奇的事。令人感觉希奇的，乃是基督徒也这样作。常见一个基督徒为另一个基督徒写传记或行述，述说那个人作孩童的时候就孝敬父母、友爱弟兄，读书的时候循规蹈矩、敬师好学，为人做事永远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对待亲友始终是宽大慈爱、体恤同情；他一生没有作过羞辱神、损害人的事，也没有一件事不可作别人的模范。我们读了这样的一篇叙述，会想这个人是世界上最高尚圣洁的人。可惜写这篇文章的人忘了述说一下这么完全的一个人怎么还需要信耶稣?有一位圣徒说，“信耶稣的没有一个好人：好人根本用不着信耶稣。”她说对了。世上就没有一个好人。可惜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认识自己的真面目，虽然遍体疮痍，身无完肤，却仍自认为好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为别人作见证，说他是一个完全人，我便知道说这话的人不只不认识他所夸赞的人，他也不认识人类的真面目，他根本也不明白圣经中的真理和神奇妙的救恩，不然，他绝不会把一个人形容得那样完全；再不然，就是他不愿意说实话，或是不敢说实话。
有人认为提到别人的罪恶与缺点便是侮辱人。这实在是一种属世界的看法。我们展读圣经，便看见神藉着他的仆人记载别人的事迹，都是连长处带短处、连成功与失败，和盘托出。全部圣经的著者除了路加以外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写他们列祖的事迹，写他们本国伟人和民族英雄的事迹，都是秉笔直书，毫无隐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他们最早的三代祖宗，写圣经的人把亚伯拉罕因惧怕称妻为妹的事，和他听妻子的话纳妾、以致妻妾相争的事，都源源本本的记载在圣经中。写圣经的人也叙述了雅各说谎欺骗父兄的事，并他的妻妾相争，和他的长子流便与父亲的妾乱伦行淫，并他的十个儿子谋害幼弟的事。写圣经的人也叙述了他们国中第一个王扫罗，因为屡次犯罪，不肯悔改，以致惨死战场，又被敌人把他的首级割下，把他的尸身钉在伯珊城墙上的事。大卫是以色列人的贤君，也是他们民族的英雄，神的名因他得了荣耀，以色列人因他蒙了大福，但他所犯约两样可耻可憎的大罪——奸淫与杀人——都被记载在圣经中，以后他家中因他犯罪所招来的一大串羞辱痛心的事也都被叙述出来。写圣经的人并未因尊重他们本国的祖先、贤王、和民族英雄，便隐藏这些事迹。
若是我们再读一下先知书，便看见他们是怎样宣布了以色列全国人的罪恶。他们大胆斥责本国君王和官长的罪恶、祭司和先知的罪恶、贵族和平民的罪恶。说出了没有人敢说的话：“首领为贿赂行审判，先知为银钱行占卜，祭司为雇价施训诲。” “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 “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徇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联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蒺黎，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作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作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这路的都不知道平安。”除了圣经以外我们能否再找着别的书籍里面有这样坦白严厉斥责本国的官吏与人民的话语呢?
我们再来读新约，便发现主耶稣的使徒是那样坦白诚实的叙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同学的罪恶和失败。十二个使徒中的犹大为得三十块银钱出卖他的恩师，最后自缢身死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这件事真是使徒们的羞辱，但他们一点都不隐讳的把这件事记在圣经中。彼得是使徒中的优秀分子，他一连三次不认主的失败经过，不仅被记载在每一本福音书中，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人都详细叙述了这件事。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中宣布了他自己的罪状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他再进一步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些话都是人不肯说、不愿意说的，使徒们却很坦白勇敢的说了出来。他们不顾自己的颜面，也不怕别人的讥说笑骂。除了基督的门徒以外，在世上还找得出来这样真诚坦白的人么?
我们要问，“为什么写旧约的先知们能这样一反常情，说人所不肯说，道人所不敢道，把自己的祖先和全国人所爱戴尊崇的君王、伟人、英雄 、并本国人民所犯的罪，都毫不隐讳的宣布出来呢?”又为什么写新约的使徒们能这样不顾自己的颜面，叙述自己与同学的劣迹和失败呢?惟一的答案就是，他们写书不是出于私意，更不是为要彰显自己的长处，也不是要借此荣耀什么人。乃是因为他们从神得了一种使命，把神要他们写的都写出来，使读圣经的人都能借此得提醒、受戒。他们写了古人和他们本身的长处，为要使人效法；他们也写了古人和他们自己的罪恶与失败，好使人受警戒。只要能使读的人得益处，需要写好事就写好事，需要写坏事就写坏事。先知弥迦责备当时那些先知说，“论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接着他又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同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使徒保罗也毫不畏惧的教训圣徒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他又对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作见证的。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作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各人，好像父母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把他自己一切的事都诚实坦白的陈述出来，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他不因为怕人轻看，便不敢说他已往的罪恶；他也不因为怕人说他骄傲，便不敢说地所有的美德。他的心中已经完全没有自己。
只有公正无私的人敢说自己和别人的短处，也敢说自己和别人的长处，也只有公正无私的人配说自己和别人的短处，也配说自己和别人的长处。他们说别人的短处不是出于仇恨和嫉妒，他们说别人的长处也不是出于奉承和谄媚；他们说自己的短处不是出于虚情和假意，他们说自己的长处也不是出于骄傲和自夸。也正是因为他们公正无私，所以他们的话才有权柄和能力。正因这缘故，神使用了这些先知和使徒作他手中合用的器皿，并用他的灵感动他们，启示他们，使他们写成了这一部宝贵的圣经。
我在信心、爱心、敬虔、顺服、各方面，都还不及古代的先知和使徒。除了神和我的主以外，没有人知道我的缺点和失败，像我自己知道得那样清楚。但我有一个心志，愿意作一个像古代的先知和使徒那样的人。所以当我拿起笔来写这篇自述的时候，我呼求神保守我的心和我的手，不要写出一句不合神心意的话来；同时我也呼求神赐给我能力和勇气，把他要我写的完全写出来，不要有任何顾忌，不要因为怕受人的轻视，便不敢写自己的罪恶和失败，也不要因为怕受人的误会，便不敢述说神在我的身上所显的荣耀。
当我执笔写这篇自述，提到我在家中所经过的试炼的时候，我的心中经过一度的交战。北京有一句俗语说，“家丑不可外扬。”家庭中这些误会、猜忌、争吵、不安，并不是光荣的事，尤其是这些事牵涉到疼爱我、抚育我的慈母，并我同胞的姐姐。按人情说，这些事不但自己不当述说，纵使有人提起来，自己也应当竭力遮掩。但我既是神的仆人，就不当再顾到人情，却应当像先知那样接受神的使命，“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又当在神面前作忠心的管家，按时分食物给家中的人。绝大多数的读者既都有家庭，当然也就都有家庭中的试炼和痛苦。这些人需要有人给他们一些指导和安慰。但很少的人肯说、敢说自己在家庭中受痛苦的经验。神曾特别藉着家庭中的试炼修理我、造就我、琢磨我、雕刻我，使我从苦难中得了益处，这种宝贵的经验绝不可不写出来，好使许多在家庭中受试炼的圣徒得着劝勉和安慰。至于别人要怎样批评我、论断我，我就完全不在意了。
我写这篇自述的时候，已往所写的日记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从我十四岁春季信主的时候起我接受我的朋友的劝告，开始每天写日记，连今年一共写了三十七册。有些事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还有些事差不多已经遗忘，但在我展开日记的时候，便都清清楚楚的重新显在眼前。 在我这五十年的生活中，经过了极多的艰难、困苦、打击、试炼；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孤儿，年幼的时候过着极艰苦的日子，身体软弱多病，常受同学的欺凌；十九岁的时候因为反抗不合真理的事，中途辍学；教读的时候为信仰被学校当局驱逐出校以后，在家庭中过了三四年苦痛的日子，受许多人的讥诮笑骂；二十五岁开始工作的时候，又曾一度受热心事奉神的人的误会反对；结婚以后，在家庭中遭遇了许多试炼苦痛；一九四二年日本人在华北操纵各教会、组织“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时期，又遇到严重的恐吓威胁。每次遭遇艰难打击的时候，都是感到痛苦难过；但及至事过境迁，回头一看，才知道患难中不但充满了神的恩典，而且每经一次患难，便有一步长进。神藉着种种的艰难、打击，先催迫我进到他的面前，得着了他的救恩，接受了他的选召，以后又除掉了我的渣滓，磨去了我的棱角，增加了我的信心，而且帮助我学习了顺服和许多宝贵的功课，更使我明了别人所受的痛苦患难，知道怎样能帮助他们。我以前若不经过这许多患难，绝不会到今日这种地步，也不会得这么许多恩典。到今日我更明白为什么神所使用的人必须先经过长时期的磨难和试炼了。神的话真是可信的。经上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又说，“耶和华阿，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
自1900年7月25日到今天，整整是五十年。回忆这五十年来，真是完全生活在神的恩典中。在我的身上没有一件事不是显明神的慈爱、信实、大能和智慧。神对我不是渺茫无凭的，乃是千真万确的。我惊奇像我这样败坏不堪的一个孩子，怎么竟蒙了神的拯救？更使我惊奇的，就是他怎么竟在基督里选召了我，又把这种伟大崇高的使命和责任放在我的肩头上？这真是一件奇事！我怎配得这样大的恩典呢！
想到神的恩惠和选召，真不能不欢欣雀跃，从心中涌出赞美和感谢来；再想到自己的失败和缺点：爱心不足、意念不洁、言行不谨、事神不忠、辜负神的恩典的地方太多，真不能不深深自卑，求他的怜悯和复兴。如果我们的主暂时仍不回来，愿神使我在五十岁以后的时光中，不但能继续为他作工，而且能活出更合他心意的生活来。在我结束这篇序言以前，我愿意和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同声欢呼说：
“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
1950年7月25日，北京
第一章 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他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但说：‘撒但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亚二章1-5）
柴放在火中，过不了多少时间便被焚烧成了灰烬。一根柴从火中被抽出来未被焚烧，这是何等幸福的事!这根柴如果有知觉，它应当怎样感谢那把它从火中抽出来的人呢!先知撒加利亚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责备撒但，并且告诉他说，约书亚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撒迦利亚又看见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但神的使者却使他脱离罪孽，穿上华美的衣服，而且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从这段记载里，我们能看出来约书亚是一个遍体污秽的人。撒但与他作对的时候，意思是说，以他这样污秽的一个人还配站在神的使者面前作大祭司么?如果约书亚是一个圣洁无疵的人，撒但便没有理由可以与他作对。但现在约书亚那一身的罪孽便给撒但一个最好的理由，使他下手攻击他。神即斥责撒但，不容许撒但攻击他，并且对撒但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那意思是说，约书亚是我从罪恶的烈焰中抽出来的。我拯救了他，我拣选了他，我不容许你与他作对；他遍体污秽，但我能使他变为洁净：我要脱去他身上所穿污秽的衣服，而且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神接着也就这样作了。撒但再不能攻击约书亚了。
大祭司约书亚是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当我回想我蒙神拯救、蒙神选召的经过的时候，便觉得这个名词“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用在我身上也正合适。我也是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根柴已经与其他的柴一同放在火里了，神却行了奇事，把这根柴从火中抽出来，使他没有和其他的柴一同化为灰烬。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这也是我极大的幸福! 柴没有知觉，我却有知觉，我想到我所得的福分，真不能不欢欣雀跃；我想到神奇妙的作为，又不能不感激涕零。我不敢埋没神的恩惠和荣耀，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的出身是十分寒微的。大约很少有人像我的身世那样可怜。我不知道我的原籍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的祖父叫什么名字，作什么事业；我更不知道我原籍的家中还有没有什么人。因为父亲早去了世，母亲向来不问这些事。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名叫王子厚，他在壮年的时候来到北京，在美国美以美教会所办的同仁医院中服务。那时西医才来到中国不久，除了西国的医士以外，中国根本没有西医，更没有医学校。我的父亲与另外两位先生就在西国医士手下连帮忙带学习，渐渐就作了教会医院中的中国医士。父亲在三十多岁才同母亲结婚。结婚以后生了我的长姊，以后又生了一个女孩，只有三岁左右便生病去了世。再后生了一个男孩，没有活多少时候也死了。母亲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男孩，因为难产死在母腹中。我是母亲所生的第五个孩子。母亲姓李，名文义，十几岁的时候便在北京伦敦会所立的女学校读书，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了。
主后一千九百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极可痛、极可耻的事变。那年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慈禧太后因为听信一些无知的官吏的话，奖励义和团，仇杀外国人和基督徒，惹起一场大祸，结果联军入京，两宫西狩。次年七月，清政府与各国联军订立辛丑和约十二款。当乱事正炽的时候，全城的外国人都避入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北京各教会的信徒也随同逃到那里。父亲母亲带着他们的女儿——我的长姊——也和大家一同到那里避难。当时清兵与义和团包围使馆界，用枪炮向界内攻击。父亲有一次登上梯子，从墙上往外看视，下来以后告诉母亲说外面的义和团与官兵的数目极多，早晚会攻进使馆来，那时里面的人说不定要遭遇什么痛苦残杀，与其被人戕害，不如早日自尽。过了不久，有人通知母亲说，父亲在肃王府花园内自缢。母亲急忙走到那里，看见父亲的尸身趴在地上，颈上有一条印子，当时就草草将他埋葬在那里。那时我还未曾生出来。母亲和父亲结婚六七年便居了孀，那时她只有一个几岁的女孩，和一个尚未落生的胎儿。
1951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一书中，北京美以美教会汇文书院教习鹿完天先生亲笔所记《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一篇里，有关于父亲去世的两段记载：
“一点钟，角声又起。四面枪炮环攻甚急，约有两点钟之久，人不见面，枪火如电，两军赖之。四点钟，仆与同仁医院掌院曹君咏归对谈时，伦敦会教友，帮办同仁医院事务王子厚先生过内宫门向仆而言曰，‘事急矣，我辈必死于今日矣，奈何!奈何!’仆与曹君正式对曰，‘汝独不信天主乎?圣经曰，杀尔身体，不能杀尔灵魂。汝独忘之乎？且汝发此言，不但扰乱汝之神明，且适以煽惑他人之心。今而后尔其慎之，勿多言。’伊垂头丧气而走。”
“五点钟，忽报王子厚在西花园花神庙自缢殒命矣。仆亲谒往视，见伊立正垂手舌出口外，悬于门楣。即命人扶之而下，身已僵矣。遂送信与伊之家属，并医院掌院曹君，同来看视。即时于该处掩埋。呜呼!王君子厚，精明强干，年富力强，今忽致此，是果天命，抑以人意乎?未可知也。此二十六日之大概情形也。”（本书《五十年来》是1950年9月初版的。1951年从《义和团》第二册第404及405两面中发现了这两段记载，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情形和日期，这次再版时特将这两段加入。鹿君在这段中所说的日期是阴历五月二十六日，阳历是六月二十二日。
父亲死后不久，战事的情形日见严重，避难的人们已经由御河东面撤退到河西。阴历六月二十九日（阳历七月二十五日）母亲在避难的地方生了我。那时没有地方去请接生的人，给我接生的是我的外祖母。她看见我生下来是一个肥大的男孩，十分欢喜，当时她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铁儿”。我年幼的时候大家便叫我“铁儿”、“铁子”。我从前并不十分喜爱这个乳名，但及至我蒙召为神作工以后，读到神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便开始了解这个乳名的伟大。我觉得我的外祖母给我起这个名字实在有神的美意。我落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一个月零三天。我生下来便是孤儿。我不但没有见过父亲，就连父亲的像片也没见过，因为那时候的人本来就很少照相，仅有的几张像片在乱事中也都遗失了。幼年丧父的孩子多是境遇艰苦，生下来就成孤儿的孩子当然更苦。但感谢神，我那时的苦正好给我造成今日的幸福与快乐。生活在艰苦中并不是不幸，生活在优良的境遇中有时正是最大的不幸呢!
乱事平定以后，避难的人都从东交民巷出来。有些人回到自己的家里，还有些人已经无家可归。父亲在世的日子是在同仁医院服务，也住在医院里。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当然不能再回到医院，需要另觅居所。当时租到东城乾鱼胡同一所小房栖身。（这条胡同后来改名为甘雨胡同）。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虽然幼年在伦敦会的女校中读过几年书，但没有作事的能力，同时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和一个吃奶的男孩，当然更不能作什么事。幸好不久从教会方面领到清政府所发几百两银子的赔偿金，使用这笔钱维持生活。过了几年，因为我们的房主年终急等用钱，向母亲声明，打算把这所小房出卖，如果母亲不买，他便卖给别人。母亲因为手中还有一些钱，便把房子买下。当时这所房子只有南房五间，北房两间，还有北面四间棚子，是冬天养花用的，没有窗子和门，也没有隔断，只是有灰顶而已。又过了几年，母亲手中的钱越用越少，便把外院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出租，可以得一点租金，补助家中生活的钱用。这时候家中的生活逐渐艰苦起来。母亲带着我们姊弟二人，每日吃玉米面或其他粗粮度日。母亲又最不喜欢作饭。因此我们时常一天只吃一顿饭。饿极了的时候就在街上买几个烧饼充饥。母亲到年老的时候还常说，她宁可忍饥，也不愿意作饭。她又告诉我们说，我的二姐就是因为每日总不能按时吃饭饿得生了病而夭折的。可是母亲并不懒惰，她从早到晚总不肯闲坐片时。她喜欢洗衣服，喜欢作针线活，喜欢打扫屋子和院子，喜欢看报，惟一不喜欢作的事便是作饭。我在幼年的时候吃的饭本来不好，又不能按时候吃饱，当然身体会受到极大的亏损，屡次患病。所幸的是有几年外祖母和我们住在一处，时常替母亲照料我的饭食。母亲后来还对我说，你小的时候亏得外祖母常照应你，不然，恐怕也饿出毛病了呢!
四间房子的租金那时只有一圆几角钱，当然不够三口人的开支。过了几年，母亲接受别人的建议，把四间棚子加上隔断与门窗，成为四间小房子，也租出去，借此增加一些收入。过了几年，母亲又用手中余存的一点钱，在里院东面添盖了两间灰房，在外院西面添盖了一间灰房，也分租出去。这时全院的房子共有十四间，除了我们自己、和外祖母、姨母两家以外，院中尚有八家邻居。全院子的面积不过只有四分六厘大小，上面有十四间房，住了十家人，全院人口的总数常在三十名上下。收入的租金是增多了，但是困难也随着增加起来。我们常常遇到刁顽无理的邻舍，因为知道我们全家既没有势力，又没有成年的男子，便欺压我们，或是不交房租，或是聚众赌博，或是撒野骂街，或是作些暗昧不法的事。母亲既是房主，不干涉呢，惹出事来，房主要负责任；干涉呢，他们毫不服从。母亲的性情又急躁暴烈，同邻居交涉事件，说不上几句话，便气得不得了。因此只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受不了的时候就气得生病。想不租邻舍呢，除了租金又没有收入。租了邻舍呢，便受他们的难为。可怜的寡母孤儿，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度了多年的生活。我在幼年的时候不会了解母亲的爱，也不会体贴母亲，不过却知道帮助母亲过日子。自己年幼，不能作什么事；但看见一些穷人到街头倾倒垃圾的地方拾取碎煤，便也取了一个筐子或是簸箕，跑到本巷几家大公馆门外倾倒秽土的地方拾些碎煤，拿回家中去生火炉，这样便减少家中一笔买煤的开支。这种工作一直作了好几年之久，到我入学以后还继续这样作。早晨拾过碎煤以后，再拿着书包往学校去。直到十二岁住校读书的时候，才停止这件工作。每到冬季的时候，屋子里只生了一个煤油桶改制的火炉，连作饭带取暖。身上的衣服既单薄，还要在冰天雪地中到巷里去拾煤，手脚都冻得裂了大口子，疼痛得很，甚至一到冬天手都不能写字。
我在幼年的时候知识开得很早。会说话以后就喜欢读书。常常拿了一本书去问母亲那个字怎样读，这个字怎样讲。母亲未多教我念书，我却不断的问她。就这样问来问去，普通的书就都能读了。那时我所读的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十字文、名贤集、天路历程、续天路历程、正道启蒙、新旧约全书等，还有没有别的书，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这几本我却记得最清楚。那时候有一种画报，每日出一张，售铜元一枚，母亲订阅了一份。我也每日详细的看。并且自己也模仿着出一种画报，弄一张纸，画几个人，编造一段新闻。那时所订阅的画报到如今还存着几份，自己所出的画报却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我从幼年的时候不但喜欢读书，也喜欢常常思想，想到世上许多的问题。这许多问题中最使我感苦闷的就是“人活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将来要往哪里去?人死去以后还有什么没有?”我也问过一些人。他们给我的答案总是“人都要死”。至于死后如何，他们的解释便不一样了。有些人说“死了，死了拉倒。”（拉倒是北京土话，意思是完结无事，什么都没有了。）又说，“人死如灯灭”， “气化清风肉化泥”。还有人说，“人死了以后灵魂要到阎王那里受审判。好人可以上天堂，坏人即被小鬼用铁链锁着，押到地狱里去，受种种的苦刑。”还有人说，“人死以后要照着他生前所行的转生为富人或穷人，转生为走兽或飞鸟，昆虫或水族。”在这些回答中我觉得第一种比较可信。但这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苦闷。“死了拉倒”，这怎么好呢?我想我现在家庭寒苦，身体羸弱，满希望将来境遇好转，能享点幸福，可是最多七八十年以后就要离开世界，那时“一死拉倒”，什么都没有了，都消灭了，那是多么苦阿！我不甘心这样“拉倒”。我要寻求一条生路。我必须趁着我还活着的时候解决这生命的问题。我不记得我开始想到这些事的时候确实是几岁，但我知道那是我未曾入学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总在我六岁至九岁之间。
我有一位舅父，是母亲的长兄。他是一位忠厚长者。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各种小说，各种故事。他每逢到我们家中来，我们就请他为我们讲故事。有一次我问他说，“舅父，有没有方法可以不死呢？”他回答我说，“有”。这个答案给我带来无限的希望与安慰。我请他告诉我怎样可以不死。他告诉我说，不死的方法乃是入山求道，远避红尘，舍弃名利，禁绝享受，在山洞里打坐，饮草叶上的露水，在山中挖掘灵芝草作食物吃下去。在山中修炼的日子一久，便可以渐渐成仙，那样就可以不死了。
我听见这个消息以后，乐得心花怒放。我恳求舅父带我入山修行。舅父对我说，入山求道需要弃绝世上一切的享受与名利，你舍得不要这些么?我回答说，“我什么都舍得。我要脱离死。如果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不死，叫我作什么我都肯作。”但舅父却推诿搪塞，不肯带我入山。我渴望我快些长大成人，那时我自己可以入山求道。在那几年中我因为抱了这个希望，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
大约是在九岁的时候，母亲送我入了伦敦会所设立的萃文初等小学。在入学以前母亲给我起了一个学名叫“永盛”，取意是永久昌盛。我除了小时候的乳名以外，母亲还在我几岁的时候给我起过一个名字叫“德胜”。 “永盛”已经是我第三个名字了。萃文初等小学校址在崇文门内米市大街路东，伦敦会大门内。那时全校有三十多名学生，只有一位老师。还有老师的一个儿子，那时在医学校读书，我们称他为大师哥，并这位大师哥的一个朋友，他们二人也帮助老师教一些功课。那个小学半像私塾，半像学校，主要的是背诵四书五经，同时也有小学的算术、历史、地理、修身、国文等等的课程。老师是徐质臣先生，年纪约有五十多岁，文学不错，管教学生相当的严厉，学生都很怕他。我一入学，老师便叫我念论语、背论语。过了不多日子，老师便特别赏识我，用心栽培我。他在我身上抱了很大的希望。我也真使他高兴，每次考试便取中第一名。这使老师更兴奋起来了，逢人便夸奖这个得意的学生。不料过了一年多，我竟因骄傲而不知用功读书，一味的喜好玩耍。老师因此发起急来，有一日叫我请我母亲到校中来。他当着我对我母亲说，“王太太，你这个儿子实在是一个聪明有希望的孩子，可是近来他竟不用心读书。我不能看着他这样荒废下去。现在我要加紧的管教他，你这作母亲的也要在家中督促他。我们两下一齐夹攻，一定要催促他上进。”我听见这些话，知道老师生了气，便再不敢不好好读书。我的这位严师成全了我。这样的严师今日到哪里去找呢?就是能找到了，又有几个学生肯服从他们呢?
读完了论语，又读孟子，接着便是大学、中庸。有别的年龄大些的学生读诗经和书经，老师却叫我读完了四书读左传。同时我们也念小学的各种教科书。两三年在小学肆业，老师在我身上费的心血真是不少。可叹两年以后我在高小上学的时候，听见这位恩师去世的消息，因为年幼不敢见生人，更不敢到办丧事的人家去，竟未曾赶到这位恩师的家中去送殡。到今日想起来还觉得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入学读了两年书，读到秦始皇与汉武帝求长生不老的药物都未曾得着，最后他们都没有免掉一死的记载，使我的心又感到极大的失望。我想以这两位帝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都不曾寻到长生不老的方法，我一个平民还有什么希望呢?我再问我的舅父，他承认他是诓哄我。他告诉我入山求道、成仙不死的说法不过是他同我说着玩而已，并不是真有这桩事实。我这时便再陷入苦闷当中。我怕死，但我知道迟早不免于死。我求长生，但我知道不会得到长生。我悲观，我失望，没有人给我带来安慰与喜乐！每逢读书或玩耍的时候也是兴高采烈，但一想到人生的归宿，就感觉苦痛万分。有一次读到一首古诗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觉得古人正说着了我的心事，心中便兴起无限的感触与悲伤。
我年幼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母亲中年居了孀，又只有我们这一女一子，自然是珍贵得像两个眼珠子一般，向来不舍得管教责罚，因此把我们这两个孩子放任得骄纵异常。及至母亲听说我们两个人读书的成续都非常良好，更加欢喜且高兴，也更不舍得管教了。请问，小孩子如果没有人管教，是多么危险的事呢？再说租住我们院中的那些邻居罢。五家人是住一间房子的，三家人是住两间房子的。其中有小贩，有车夫，有理发匠，有厨司务，有作听差的，有当兵的。这些人在经济方面最好的也不过仅能维持温饱。在知识方面最高的也不过仅能认识一些字，在道德一方面那简直就不用说了。说谎、骂街、赌博、吸烟、偷窃、吃私、闹殴、行淫，什么坏事都作。一个在大户公馆里作厨役的男子，每天晚间回家的时候筐子里装满了主人家中的米、面、油、肉。一个车夫带着三个儿子，一面拉车，一面作贼。一个中年的妇人每夜在她住的屋子里聚赌抽头。一个青年的女子每当她的丈夫不在家中的时候便招引一些不规矩的男子来，在她屋中说笑打闹。一个儿妇给她的婆母作饭，趁婆母看不见的时候故意把痰吐在锅里，以后把食物盛在碗里送给她的婆母吃。有两间屋子里曾住过一对夫妻，那个妻子非常可恶，动不动就罚她的丈夫在地上长跪。过了些年，在这两间屋子里住了另一对夫妻，那个丈夫却把他的妻子掐打得遍体鳞伤。一个少妇租了一间房子独居，每过几日就有一个衣冠整齐的男子来住一夜便走去，日久方知道是一个阔少勾搭上一个女仆作他的外家。另一个中年男子租了院中两间房子，平日总倒锁房门，只是每周同一个青年女子来住一两夜。他们告诉房东说，他们夫妻都在外面作事，只在星期日休息。过了不多时候，那个男人以诱奸罪被控，我们才晓得他是一个公司的职员，租房与他的表妹幽会，被他的舅父告发。二十多年来，我们这所小小的院落中住过各式各样的人，发生过各式各样的事。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长大起来的。我们那个小院落差不多可以说是北京城下流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模型。孟子的母亲为怕她的儿子薰染坏了，便好几次迁居。如果我的母亲也这样作，凡是不良的邻舍都不租进来，那样，我们的房子只好都空闲起来，我们一家人也只好都不吃饭了。
我年幼的时候也时常跑到外面去玩，不过不敢跑得太远，只在胡同里跑跑跳跳。有时向母亲索取一两个铜元，跑到东安市场杂耍场里去看小戏。回来以后便拿些黑墨或红颜色涂在脸上，拿了一把木制的刀在胡同里乱喊乱跳，并且常常在胡同内的地上滚来滚去。那时我们隔壁住了一家有钱的人，他们家中至少有二十多个仆人，两三辆四轮马车，五六匹高大的洋马。我就常同那些车夫在一处玩耍。那些人的嘴污秽不堪，什么坏话都说。他们看见我滚在地上，便大声叫“好！”我就更起劲的滚起来，常常一连滚十几转，直滚到力尽筋疲、遍身是土才罢休。院子中的邻舍是那种人，胡同中常接触的又是这种人。母亲不能管，也顾不得管，因为她需要在家中作衣服，洗衣服，作家中的事，乐得叫我出去玩耍，免得搅扰她作活计。在这样一种污秽恶劣的环境中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好得了么？
我十二岁那年的春天，从走读的初等小学升入高等小学，并且开始住在校中。在学业方面稍微进步了些，在品德上却更坏了许多。全校有三四十个学生，其中有几个比较好些的，但大多数的同学都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至于思想污浊，言行卑劣，更是极平凡极普遍的事。我从前在邻舍中间所见所闻都是那些未受教育的人所作的坏事所说的坏话。及至住校以后，我便开始看见听见那些受教育的人所作的坏事，所说的坏话了。有几个大同学待小同学像残暴的主人待买来的奴隶那样凶狠。有几个大同学表面对人很客气，待人的手段却毒辣异常。有一个大同学每逢在全校熄灯就寝、老师查过宿舍以后，便开始对小同学述说一些淫秽的事情，这些事是我在邻舍中间所未曾听见过的。我那时候的人生既没有信仰，又没有志向，当然就随波逐流的下去。如果不是神施行奇妙的拯救，我实在不能想像今日我要坏到什么地步了。
我的身体不好，力气又小，和同学们动手总是我吃亏的。但我会动嘴说他们，骂他们。别人因为我这样作，便动手打我，我既没有力量还手，便只有挨他们的打。但是他们的武力并不曾使我屈服。才住校的时候我在全校中年岁最小，班次也最低，在大同学的手下吃了不少苦头，受了不少委屈。但我的心和我的口却总是在那里反抗，从没有一日屈服。那时我也稍稍读到几本武侠小说，心中总羡慕能学到一身武艺，好在将来抑强扶弱，解救那些受欺压的人。记得有一次大同学领着，小同学随着，大家都把头发推成平头式。我却留着我的分头，坚决的不肯推短。又过了些日子，大同学又领首叫全校的同学都把头剃光。没有几天全校三四十个学生头发都剃得精光，只剩下我还留着长头发。他们大家劝说我，威吓我，一定叫我随着他们剃光。我始终不肯屈服。最后几个大同学向我发气说，“你不剃，我们会在你睡觉的时候用剪刀把你的头发剪得长短不齐，看你到那时候剃光不剃光。”我回答他们说，“好罢。你们谁敢这样作，我就用剪刀戳瞎他的眼睛。”结果我竟保守住我的长头发，没有人敢动它一下。过了不多些日子，一些剃光头发的同学又把头发养长了。那一场为头发而起的战争，我到底完全得了胜利。我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性情，凡事不愿意附和人，无论什么事，自己不看清楚了，绝不随着别人去作；但在看清楚以后，无论什么阻力也阻止不住我。我的身体软弱，但我的意志却不软弱。我曾抗拒过许多人，我也曾抗拒过神。许多人被我胜过了，神却胜过了我。这件事我以后要详细的述说。在我里面有两种极不同的个性，一个是保守性，一个是急进性，在一些事上我十分保守，在另一些事上我却积极的急进。我认为不可更改的事，无论如何不能有丝毫的更改。我认为应当更改的事，便要更改得干干净净，旧的连一丝一毫也不肯留下。为了这两种个性的存在，使我从小到大触犯过许多人，吃过许多苦头，同时也使我得到许多胜利和成功。
住校的学生平日是不许离校外出的，只有每星期六正午十二时到下午六时可以随便外出。每到那一天我一下了课便急忙跑回家中，母亲已经买来许多食物等待着我。吃过东西以后便跑到东安市场去玩，再回家吃过晚饭以后返校。因为吃的东西不但太多而且太杂，当夜肚子里便难过起来，次日便受一整天的苦。可是到下星期六回家还是照样的吃。母亲实在爱我，她自己不肯吃，不肯花，只是给儿子享受。她作得虽然不很得当，但她对儿子的爱即大得无比。我劝告作母亲的爱儿女要爱得适宜，不要弄得“爱之适以害之”。我更劝作子女的要明了父母的爱，记念父母的爱。我的母亲今日已经不在了。我仍想为她作一些事，使她得一些快乐，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写到这里我流泪，我哭泣，我想再回到几年前去，但是事实不许可了。你们有父母在的人，千万及早尽孝，不要等到有一日空空叹息着说，“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呀！
家中院子里的环境坏，学校内的环境也坏。家中没有人教导我怎样作人，学校中也没有。校中的老师只是督促着学生用功读书。虽然有修身这门功课，但我们也照国文那样念，并未曾将“身”修得稍好一些。只有一位老师很留意我们服装的整齐清洁，并我们谒见师长的时候当有的礼节。每日早餐以后，全校的学生都排队往礼拜堂去参加早晨礼拜。这位老师便在校门口一站，无论哪一个人脸洗得不干净，或是衣服的钮扣未曾扣好，都要受斥责的。我每到冬天因为手冻破了的缘故，很怕洗手洗脸。有一天早晨在校门口被那位老师看见了。他斥责我说，“永盛，你的脖子上的泥，快可以种麦子了。还不赶快回去洗洗。”（脖子是北京的土话，意思就是颈项。）我立时满面惭愧的回去，洗得干干净净，从那日以后每天必要好好洗脸、洗颈项。那位老师也教导我们无论走到那里遇见师长必要肃立鞠躬。直到现今我在路上遇见我从前的师长还是照样肃立鞠躬。我在幼年的时候所受的良好的训练只有这样一点。其他作人的种种功课，都是在十四岁信主以后才留心学习的。 我从小的时候就常由母亲带着到礼拜堂中去聚会。（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伦敦会的会友。）入学以后更是每日都有聚会。及至住校以后，聚会的机会更增加了。每星期聚会至少在十次以上。从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早晨男女两校的学生都到礼拜堂参加半小时的早礼拜。每星期三下午有一次祈祷会。星期日上午有主日学，大礼拜，下午有勉励会，晚间还有学校青年会的聚会。除此以外，每周还有三四堂的圣经课程。礼拜堂所有的聚会，全校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圣经课程与其他的课程一样的考试，一样的算分数。为了分数的缘故，学生们都死记所学的圣经，考试完毕便再不过问了。所学的也全是圣经中历史方面的记载，圣经中的真理是向来没有人过问的。聚会虽然都必须到，但并不考试所听的，因此学生们到礼拜堂去，有乘机预备功课的，有偷着看小说的，也有在礼拜堂里睡觉的。讲道的人所讲的根本也没有什么能力和兴趣，我们又心被油蒙，因此聚会便成了学生眼中最讨厌的事。开学的时候，每到聚会，总是坐得满满一堂，其中十分之七八以上都是学生。但一到暑假、年假，除了几十个老教友以外，学生们来聚会的可说是寥如晨星。我一直到十四岁的春季，从礼拜堂中不但什么也没有得着，而且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
总起来说，我从开知识到十四岁的春天，一直就是混混沌沌的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虽然也有思想，也求出路，但始终找不着一条光明的大道，也没有领路的人引领我。除了读书的成续良好并个性很倔强以外，在什么事上也没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什么坏的意念也存过，什么坏的话语也说过。在行为一方面确是没有犯过什么明显的大罪，一个缘故是年岁还不大，另一个原因是我生来就胆量小，不敢惹祸，面皮薄，最怕丢人。我的家境贫寒也与我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一切用得着花钱去犯的罪，我根本没有力量去犯。如果我再迟十年或二十年才悔改信主，那就难说会坏到什么程度了。
神在我的身上施行拯救是在我十四岁那年（1914）。那年春天，校中一位年长的同学来找我谈话。这位同学的品行与爱心早已在我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他来找我说话的时候，我很容易接受。他先领我认识神，又教导我怎样敬畏神，他也领导我祈祷，领导我读圣经，领导我每日自省，作日记。他最先送给我的一本书是谢洪来先生编的《修学一助》，我读了以后，得着很大的帮助，此后便继续购读谢先生所译的别种书籍。我的心境和人生在那几个月中有了极大的变化。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我对祈祷和读经发生了兴趣。我不满意于我自己那不像样子的人生。我对同学们所说的不好的话、所作的不好的事发生恨恶的心。我开始自动参加礼拜堂的聚会。我在那一年的《复活节》在伦敦会的礼拜堂里受了洗。受洗以后我认为我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基督徒。我定意要作一个好基督徒。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中有一样就是每逢他看见我有错处必定很严厉的责备我，因此我非常的爱他，同时也非常的怕他。我在那一年暑假从高小毕了业，暑假后升入中学一年级，他是在中学四年级。我们又同学一年之久。到1915年他从中学毕了业，我们便分离了。（那时中学只有四年）。
我是在1914年春季改变了的。我极清楚的知道我的改变，但我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常常希奇自己怎么会在那一年那样彻底的改变了。那时候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那一年以前和那一年以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以前我说各样的坏话，作各样的坏事，心中一点不觉得惭愧难过。但从那一年以后就完全两样了。每逢说了坏话，作了坏事，心中就痛苦自责。有不少次在夜静的时候，自己走到后院没有人的地方，解开衣服，自己用拳打自己的胸膛，直打到痛了以后，心中才觉得舒服一些。从那年以后，自己为自己的罪流过许多眼泪，发过许多叹息的声音，在神面前认过许多次的罪。多次立志，也多次失败。许多次倒下了再起来，起来了再倒下。有时胜过了试探，便喜乐高兴；有时为试探所胜，便懊丧悲伤。我知道自己不好，但我愿意好；我愿意好，我却好不了。那种经验真苦痛极了。从一方面说，自那一年起我有了信仰，有了作人的目标，有了向上的心志，不再糊糊涂涂的过日子，是一种良好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我心中不住的争战，我终日挣扎在善恶两种势力之下，又实在苦痛得很，似乎还不如从前混混沌沌的过生活更舒服些。
当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还在校中的时候，他时常督责我，管束我，不许我说不好的话，不许我作非礼的事，我也很乐意接受他的督责管束。但到他毕业离校以后，我的景况就不同了。我的心仍是愿意作一个圣洁的人，我却管束不了我自己。我虽然屡屡自恨自责，但总没有很大的功效。我巴不得我的朋友再来管束我，事实却不可能了。感谢神，他成全了我，他藉着另外的一些人督责我，管束我，不过这些人不是我的朋友，乃是恨我、与我为敌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校中收进几个有钱的新学生来。那几个学生中有人的父亲是作官吏的，有人的父亲是大商人。因此他们不但很会挥霍金钱，而且行为污浊放荡。他们的嘴整日的说些淫词秽语。他们的手中有大量诲淫的小说。其中有的人甚至患着性病。有些本来比较好些的同学也受了他们的坏影响。我每次听见看见他们的恶言恶行，便心中痛苦激忿。但大家都是同学，谁也没有权柄管束谁。有一次我实在不能缄默了，便去见一位主任教员，（因为我们的校长住在通县，每周只来校中一两次，所以一切校中的事都归那位教员管理。）请他设法管束这几个坏学生。万没料到那位教员竟对我说，“为了维持校中的收入，对学生的品行不能十分认真，否则把那些坏学生都革除了，收不进学费来，学校如何能维持呢?”我听见这些话以后，气忿极了。我同那位教员大声争辩。（我因为热心信主的缘故，那时很有勇气。）我说，“与其开办这种误人子第的学校，倒不如干脆关了门。”我又说，“以信基督的人办教会的学校，竟这样放任学生为恶，真失了基督徒的体统。”没有想到正在这时候，有那几个坏学生中间的一个人也来见那位教员。他听见我在那里大声争辩，他并没有进门，却把我所说的话都听了去。他去报告了他们一伙的那几个同学。从此他们便恨我入骨，常想向我施行报复。他们尽力寻找我的错处。他们给我起各样的绰号。他们叫我“道学博士”，叫我“法利赛人”。只要我说了一句错话，或作了一件错事。他们便攻击我，指摘我，说，“基督徒也说这样的话么?道学博士也作我们这些税吏和罪人所作的事么？”他们对我极尽攻击侮辱之能事。我那时四面受敌，当然痛苦得很。不料神却藉着这些与我为敌的恶人把我管束得像笔杆一样的直。在我还未离开中学以前，因为迁移到新建的校舍，校长也从通县移入新建的房子，管理比从前认真得多。那几个坏学生有的受了惩罚，有的被革除，有的自己退了学。我的人生却因着那一度仇敌的攻击，渐渐的上了轨道，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成了一个很像样子的青年人。他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却藉着他们成全了我。神的作为真是奇妙阿！
我在那几年中，除了从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得着许多帮助以外，还从一位始终未曾见过面的良师得了许多帮助，那就是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的干事谢洪赉先生。从我读了谢先生编的《修学一助》以后，我就竭力购买谢先生所编译的书。只要一听说谢先生有什么新书出版，便立时寄邮票到上海去购买。谢先生所译著的书对青年基督徒的信仰与品德都有极大的帮助。谢先生笃信圣经中的要道，而且十分注重青年基督徒的生活。谢先生所译著的书，意思和话语都极浅近，却十分合于实用。他所说的话都可以作青年人的针砭药石。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出他的为人是怎样敬虔可爱。我从他得的帮助真无法估计。可惜我不但未曾与谢先生会过面，连一封信也没有写过。当谢先生因肺病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我好似失去了亲人那样惆怅了许多日子。当我在1925年6月到杭州的时候，在24日到西湖九里松去凭吊谢先生的坟墓，只看见了谢先生的墓碑。这位恩师毕生竟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今日我这样注重实际的基督徒生活，大约也受到谢先生的影响不浅。可惜今日青年协会不但再不出版谢先生所编著的那一类的书籍，反倒出版许多毁坏青年人信仰的文字。三十几年的时期，青年协会的情形竟改变到这种地步。我追忆那位从未晤面的良师，我叹息今日青年会的败坏。
1948年5月31日
第二章 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耶一4-5）
是不是所有被神使用为他传话的人都是神从他们在母腹中的时候分别出来的?我们不敢回答。但这里有一位先知和一位使徒确是这样被神分别出来的。耶利米听见神这样告诉他，保罗清楚的晓得他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想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便知道神拣选耶利米不但是指他在母腹中的时候，而且是在他尚未成胎以前。神这样重看他的先知，设立他的先知，差遣他的先知，作神的先知是何等荣耀，何等有福的事啊！
正是因为耶利米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先知，所以他才那样勇敢刚强，把神要他讲的话都放胆讲了出来，威吓胁迫都不足使他畏惧退缩；他不怕众百姓，也不怕民中的首领和祭司，甚至不怕犹太的君王。也正是因为保罗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那样“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作使徒的。”正是因为他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能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我若仍旧讨的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一10）。虽然我不敢说神的工人是否都从母腹里被分别出来，我却敢说神的工人都必须先受神的差遣，以后才能为神作工。因为我看见经上的话明明的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罗十14-15）
耶利米和保罗都知道神把他们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我回想这半生的经过，也清楚晓得我今天作神的仆人不但清清楚楚的奉了神的差遣，而且神也曾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我越回想这四十几年的经过，越知道这件事是真确无疑的。我从年幼身体就很软弱，很少有一年不患病。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很少有一个学期不请病假，从小到十八岁，极重的病生过四五次。当我三四岁的时候，患过一次极重的痢疾，在伦敦会的医院住了一些日子。最后医生告诉我的母亲说，“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指望了。”我的外祖母和母亲都主张立时把我接回家去。她们的意思是说，既不能好，就让我死在家里，绝不让我死在医院里。我还模糊记得外祖母抱着我坐轿车回家的情形。说也希奇，回到家中以后竟慢慢好转过来。八九岁的时候又患过一次大病。起初是头的半部肿了起来，以后越肿越大，一直到皮都肿得发亮，难过极了。去过几次医院，医生竟束手无策，最后他们留我住医院。母亲本不愿意她的孩子住医院，但因为没有办法，只得依从医生的话，陪着我住在医院中。虽然住了医院，病势仍不见转好。大家都惧怕起来。母亲特别怕这个病会害了我的性命。说也希奇，有一天忽然从一边的耳朵里流出大量的脓来，从那时候肿就渐渐的消失，病就渐渐的转好，再过了些日子就出院回了家。十五岁的时候又患了一次大病，多日不能吃东西，发极高的热，有几天发热到不省人事。母亲并没有医学常识，也不知道该作什么，只是看守着我。说也希奇，病就那样重起来，后来也就那样好起来。十八岁那年所患的病更严重了，神却一次又一次的行了奇事，保全了我的性命。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神奇妙的保守，那几次病中的任何一次也可以使我丧了性命。何况我自幼家境贫寒，营养不足，每次患病的时候母亲除了焦急以外，什么医药护理的常识都没有呢！以我那样软弱的体格，处那样贫困的家境，再患了那样严重的疾病，若不是有神特别的选召和保守，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活到今天。
若看我幼年的时候身体那样软弱多病，绝不信我能担当今日那样繁重的工作。许多人看我常常每日讲道两次，每次连领诗带讲道总在两个小时左右，而且能接连十天半月，绝不会料到我在幼年是那样软弱多病的。连我白己也惊奇我怎么能有这样充足的精神和力气。这只能承认是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选召和使命。此外还有一件事，也是神特别的恩赐，就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从我国的北部到南部，东部到西部，无论怎样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水土，不同的饮食，我的健康都不受什么影响。我曾在严冬到过零度下三四十度的东北北部，我也曾在盛暑到过天气最热的闽粤。我能吃北方的面粉，我也能吃南方的大米，我还能吃关外的高梁米饭。我喜欢吃中餐，我也吃得惯西餐。软水和硬水，淡水和咸水，都不影响我的肠胃。至于旅行的时候，除了乘船航海、遇见风浪的时候我感觉晕船以外，共他别的交通工具我都不感觉什么不便。许多人一到外乡就不服水土。还有许多北方人吃不惯大米，许多南方人吃不惯面粉与杂粮。又有许多人视舟车旅行为畏途。许多人新换地方睡不好觉。如果我有这些情形中的任何一样，在神的工作上就不免受到相当的影响。
神使我生长在北京，说了满口的标准国语，也是他特别的预备。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国语能通行各地，为各地的人所容易听懂。这一件事与传道的工作实在有极大的关系。有些人说我口才好，他们说得不对。我并不是有口才的人。常和我在一处的人能证明我平常说话的时候并不流利爽快，甚至有时还有少许的口吃。我最不会为人排难解纷。如果教我去作这种事，我会因着我所说的不适宜的话使他们的纠纷更加扩大。我平常说话除了口齿清楚、声音宏亮以外，别的并没有什么特长，惟独到了讲道的时候，就如同改换了一副唇舌一般。我在这件事上明白恩赐和口才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这种恩赐当然也是随着神的选召而来的。
我不是一个长于文学的人，诗、词、歌、赋，我一种也没有学过，一种也不会作。神却使我能用浅近的文字把他的道证明出来。许多人常说到“腹稿”。意思是没有下笔写文稿以先，在心中已经起了一篇稿子。我从来不会起“腹稿”。只是在心有所感的时候拿起笔来写下去，随写意思就随着出来。我讲道也是如此。我很少在讲道以前用几小时坐在那里，翻开几本书，拿着一枝笔、一个本子，预备一篇讲章，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到讲台上去讲。我讲道的时候常是先从神得着一个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谙达的事理，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我并不是故意自谦，我说的是真话，如果神把他给我的恩赐拿去，我立时就成为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人。
再说我年幼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那样恶劣污浊，所接触的人是那样卑鄙邪荡，又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寡母那样放任宠爱，无论是谁，也不会不成为一个坏到极处的人。（这些事我在上一章中已经详细说过不少了。）神竟行奇妙的事，把我从罪恶的深坑里救拔出来，用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污秽，藉他的灵重生了我，使我成了他的一个儿子，又选召我，使我为他作工，并且立我作今日世界上和教会中的一个守望的人，吩咐我为他的福音劳苦，为他的真理作战，把他的真道证明出来。想到这一切，真使我不能对他的选召有丝毫的怀疑，也不敢在他的面前有少许的怠惰。
神开始呼召我是在我十五岁那一年。那时我正怀着极大的野心，抱着极高的志愿，想要作一个大的政治家。当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一个晚间，我同领我信主的那个同学在校院中散步谈话。他忽然问我立志将来作什么事业?我那时年岁很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回答不上来。我告诉他我并没有什么志向，将来走到哪里就算那里。他告诉我说那样不行。他说一个青年人必须有志向。他把先哲的教训讲给我说，“为学莫先于立志”， “有志者事竟成”。他既勉励我立志，我当然要听从，于是我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想到人生的归宿了。我的朋友教导我敬畏神，也引领我信耶稣，但他却没有帮助我清楚明白神的救恩和来生的应许，因此我仍是度着没有来生希望的生活。我怕死，我不愿意想到死。但当我想到未来的事业的时候，又不能不想到身后的事了。我切望能得着一条不死的道路。但这条路却找不到，那样我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了。我定意要在未死以前干一番大事业，好在我去世以后留下大名，正如俗语所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既下了这种决心，便开始思想作什么事业可以得最大的名誉。最后我决定要作一个良好的政治家，因为我从历史和新闻纸上都看出来，大政治家所得的名誉是远超过作其他各种事业的人的。
过了不久，我忽然想到我没有作政治家的可能性，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一个高亲贵友可以把我拉上政治舞台。凭我一介寒士，如何能有作大政治家的希望呢?一想到这里，我的大志又受了极大的打击。可是不久我读到了美国著名的总统林肯的传记，知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出身也像我一样的寒微。他在青年的时代作过店伙，驶过渡船；愿意读书却无力购买，借了别人的书来，藉着取暖的火当作灯光去读。那样的一个苦孩子最后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人物。我当时就想“林肯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那个穷孩子能作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我怎么就不能呢?从那时起，林肯就成为我心中所崇拜的英雄。我也买了一张林肯的像片挂在墙上。我自命为将来东方的林肯。我又买了不少中外大政治家的像片，把它们贴在一张大纸上，挂在我床旁的墙上。我自信只要我不早死，我一定能作中国的林肯。那时候我用功读书，热心信主，敦品励行，事事都是为要达到我将来作大政治家的目的。
我开始立志要作政治家是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事。第二年的前半年间，在我心里开始感觉有神的呼召，要我为他作传道的工作。这种呼召一临到，立时招来我的反抗。我想我既要作大政治家，如何能去传道呢?作大政治家是最荣誉的事，传道是最卑微的事。要我舍弃作大政治家的心愿，去作传道的事工，那真无异乎下乔木而入幽谷。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传道，就是我看见大多数的传道人都是一些不成材的人。有些给西人教国语的先生，教了几年华语，渐渐就传了道。还有给外国传道人作饭的，打杂的，洗衣服的，看堂的，因为常听道，学会念几段圣经，唱几首赞美诗，讲几句半通不通的道理，慢慢也传了道。又有些在教会学校中读书，三年留两次级的学生，学医不成，入师范也够不上，只好入学道院读两年圣经，以后到教会里传道。我自视并不是这种不成材的学生。我从入学，每次考试必定名列前茅。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那几年，常是藉着得奖金读书，母亲只给我一些钱买书和零用就行了。我想以我这种天资明敏可成大器的人才，去作传道的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么?使我与那些我所鄙视的人并列，实在是我所不甘心的事。因为有了这种种的思想，我便坚决的拒绝神的呼召。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很热心信主的青年。我每日早晨起来以后，和晚间就睡以前，必定祷告。我每日至少必定读一次圣经。就是在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我也不间断祈祷和读经的功夫。我参加礼拜堂中的每一个聚会。那时候教会的学校都是强迫学生赴礼拜堂聚会。所以学校开学的时候，每次聚会，礼拜堂中大多数的位子都是坐了学生。但一到暑假和寒假，学生们都像雀鸟逃出樊笼一样，谁也不肯再到礼拜堂中来聚会。因此礼拜堂中的位子一到假期大多数便都空闲了起来。我却在暑假、寒假中照样参加礼拜堂中所有的聚会，并且是“风雨无阻”。虽然我在每次聚会中并不能得着多少好处，但我认为一个好基督徒绝不可不参加礼拜堂中的聚会。我也参加本校学生青年会的聚会和工作。那时我在学校中可称是最热心的基督徒。可是越热心，我里面越清楚听见神的呼召，他一定要我去为他传道，我却坚决的推辞。那时我向神祷告说，如果神有一百条命令，九十九条我都愿意遵行，只有这一条我实在无法顺从。要我舍弃作大政治家的野心，去作那被人轻看的传道工作，无论如何我是不能顺从的。
从十五岁到十八岁的春季，三年多的时间我和神相争。神一定呼召我事奉他，我坚决要作大政治家。这种战争使我心中痛苦得不能形容。我不让步，神更不让步。有些时候我不思想我的前途，心中便得着暂时的平安。但每一想起来，心中便发生极大的战斗。一次在校中有几天特别的讲道，一位热心的传道人讲到青年基督徒应当立志传道。我是最喜欢聚会的学生，那一次我却惧怕起来。只因为那时候全校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聚会，又因为我是校中最热心的学生，也绝不能不去参加。如果不是这样，我真要想法子逃席了。两三次的讲道使我心中的战争又剧烈起来。那三年多的时期中，心中经过了许多次剧烈的战争，苦痛得不能形容。
十八岁的夏季我应当从中学毕业。（那时还是旧制的中学，一共四年。）我想入大学的时候必须选择所要学的科目。我再不能迟延。我必须决定我的前途。因此在那年的春天，我决定仍照我几年来所抱的志愿，准备作政治家。我预备从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政治。我服膺“人定胜天”那一句话。我认定只要我决志作大政治家，便一定能作到。我用我一向倔强的作风来对付神。我作了一件“以卵击石”的愚事。
那年（1918年）3月中旬生了一次大病。先是身体乏力，头觉晕眩，后来发热卧床，不思饮食。这场病经过一个多月才好起来。5月7日病痊返回学校。20日又患病，勉强支持了两三天，后来再不能支持，便在23日再回家养病。病情是一日比一日沉重。但因为争取虚荣的缘故，抱病参加6月3日至7日的直晋两省教会中学联合考试。那时已经卧病十几日之久，实在连起床都办不到，却冒着性命的危险，从东城家中乘人力车到西城校中去赴考。五天的考试，只考了两天便再不能起床，病也因此更加严重起来。当我的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心恐惧起来。我恐怕我的病再不能痊愈。我怕死，但我那时离死期已经不远。我恐惧，我失望。我懊悔不应当抗拒神的呼召。我想作大政治家的野心到这时候不得不放弃了。我知道我抗拒不了神。我明白“人定胜天”是一句狂人的妄语。我那时在万分痛苦与绝望中向神发出无声的祷告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那时我的病已经严重到极点，吃了许多药都丝毫没有效用。一位伦敦会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姐姐说我的病已经没有盼望了。不料神行了大事，当我那无声的祷告达到他耳中的时候，他很奇妙的医治了我的沉疴。神藉着这两次的大病征服了我，消灭了我作政治家的野心。到6月下旬，病好了起来。6月27日学校开毕业会。校方因为我的成绩一向优良，允许我和别人一样毕业。中学四年的学业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大病方痊，身体非常的软弱。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劝我好好休息一年。但我不愿意慢了学业，坚决继续读书，因此在9月中旬便继续着入了学。
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北京一带只有两个教会立的大学，一个是北通县的协和大学，另一个是北京城内的汇文大学。汇文是美以美会单独设立的，协和却是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几个公会合办的。我是伦敦会的学生，从萃文中学毕业以后，应当升入协和大学。可是正在那年的秋季，几个教会已经决定开始把两个大学合办，地址不在通县，却在北京。通县协和大学的旧址改为璐河中学。那时中学是四年制，大学部是六年制。一二两年称为预科，三年至六年称为本科。我从中学毕业，当然是先入预科。
新的大学成立了，本科校址在东城盔甲厂，预科就在原来的汇文校址。最奇特的事就是新的大学英文名字叫作Peking University，（汇文大学原来的英文名字，）中文的名字尚未定出，半年多之久就没有校名。预科既在汇文校址，而且与美以美会的汇文中学在一处，美以美会便把两班预科的学生都算作汇文学校的学生。我们协和的预科生当然不甘心被人唤作汇文的学生。我们便声述我们并不是汇文的学生，乃是新合办的大学的学生。
1919年的2月间，协和与汇文两校的学生为校名大起争执。汇文的学生坚持用汇文大学的名称。协和的学生认为两校是合办性质，并不是协和合并在汇文里面，绝对不能承认汇文这个校名。到4月11日，我听说决定将两个名称并用，称为「协和汇文大学」。不料几天以后汇文方面又生波折。5月8日我们听说汇文的学生结队抬了「汇文大学校」的匾去挂在本科的校门上面，因此协和的校友那天晚间在东城青年会开同学会，到有协和的肄业生与毕业生多人，大家的主张极不一致。我那时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班次最低，年岁也最幼，却发言到四五次之多。那天的会议中，毕业的校友多主张让步息争，容汇文的学生暂时悬挂几十日汇文的匾额，到暑假时再斟酌适宜的新名，结果到底通过了这项决议。
大学既悬了汇文大学的匾，汇文中学便改称崇文学校，而且把我们一、二、两年级预科的学生都算在崇文学校里面。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学生们提倡抵制日货，维持国货。5月12日，学校的早礼拜完毕的时候，崇文学校国货维持会选举职员。我们协和方面的几十个学生当时不能走出，便坐在讲堂里看他们的举动。不料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学被选，他竟不敢推辞，我当时便鄙视他胆怯。接着我也被选了。我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便立时站起来说，「我不是崇文学校的学生，我是在这里寄读的。你们没有权柄选我作崇文学校的职员。」当时惹起崇文学校学生的忿怒，会毕以后他们便辱骂我，攻击我。我决定无论遭遇什么窘迫危害，绝不能屈服在强权之下。不料我这种忠诚不仅触犯了崇文的学生，就连协和方面的校友也有许多人认为我多事，对我表示不满意。我当时竟弄得腹背受敌。但我定意无论如何绝不妥协。我宁可退学，也绝不向若强权低头。我定意坚决反抗这种不合理的举动。当日下午我往西城见我母校（萃文）的金校长请求他替我筹划。十四日我再偕同两位萃文的同学往见金校长讯问。他告诉我们说要等到下星期一董事部决定。我们只好回去再忍耐些时候。
5月19日，各校为国事开始罢课。那一学期就没有再上课。6月3日学校提前放了暑假，我们也就都离校返家。二日得着消息说，协和方面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秋季将转到济南齐鲁大学读书。我心中作难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母亲和我且是相依为命。那些年在北京上学，住校的时候最少每周必须回家一次。母亲需要常看见我，我也需要常看见母亲。如果到济南去，最少需要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母亲不能离开我这样久，我也不能这样久离开母亲。特别是母亲那些时候身体不好，前一年的秋季有好几次患病。还记得前一年（1918）的9月30日是一个星期一，那时校中每星期一放半日的假，住校的学生可以自由外出。我在午间十二时半由校回家，才到家门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及至进门以后看见母亲病趴在床上。我当时心中难过极了，急忙打电话请姐姐回家。因为按校规我当日晚间必须回校，只得请姐姐在家住一夜服侍母亲。次日正值孔子诞辰，学校放假一日，我便回家侍候母亲。到晚间因为姐姐已经回校，我也必须返校，但又不能把患病的母亲独自留在家中，左右为难，急得哭泣，很久，挨到八时半方才返校，并且告诉母亲，无论如何明日必定回家看视。次日身体虽在课室里，心即回到家中，一直思想不知母亲的病到了什么地步。别的同学听讲功课，我却低着头哭泣。后来向学校当局请假，请求许可我每日下课以后回家服侍母亲。校方很慷慨的给了我四天的假。我真如同奉到恩赦一般，一下课便急忙奔回家中。接连着几日，每天下课便回家服侍母亲。我四日的假满了，母亲的病也好了。不料又过了几天，母亲和姐姐都患了病。一家只我们母子三人，我如何能安下心去在校读书。但再告假回家，又觉得实在不好再开口。勉强忍到晚饭的时候，实在不能再忍下去。这时不但请假没有把握能否得到允许，并且也没有地方去请假。在万分无奈的时候，竟大着胆于私自走出了校门，回到家中，去服侍母亲和姐姐。我从悔改信主以后，从来不肯犯一次校规，那几天竟接连着有三次下午私自出校，直到母亲和姐姐都痊愈了。不料因为那些时候心中焦急，身体疲劳，吃不饱，睡不安，每日以泪洗面，心身都受了打击，到母亲和姐姐都好了以后，不满三天，我又病倒了十几天之久，请假回到家中调养。那时候母亲再服侍我。母亲既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母亲。我如何能到千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呢?
六月至八月间度过了极辛酸的几十天。这时候大学本科的门前已经挂起了「燕京大学」的匾额。我想越过预科二年，考入本科一年级。我去讯问我母校的金校长，可否许我考试一下。金校长嘱我去见本科的科长，同他商量。不料我去了许多次，始终见不着科长一面。写了信去，也得不到片言只字的答复。我那时候已经不敢希望能得到许可，我只希望科长给我一个回答，说一个“可”或“不可”，好使我死了心。不料竟连一两个字的回答都得不到。我苦痛，我激忿。我没有料到远涉重洋奉基督的名来服役中国教会的西国宣教士竟这样对待一个渴望上进的青年基督徒学生！
考入本科的希望已经完全没有了。到遥远的济南去，又不忍得离开母亲。我本不舍得耽误一年的光阴，不料现在入学的事情已经完全绝了望。这时候我苦痛得想要求死。我几乎得了精神病。在8月20日那天我在日记中写了一篇悲叹的话：
“怀志不遇，屈原有离骚之赋；积郁莫明，阮籍为穷途之哭。志者不遇，百世恒同；事与愿违，古今何异。予学昧蹲鸱，才同芥骆；自问何幸，竟获睹人生真际；匪敢自饰，亦略窥圣贤门径。艰阻困厄，沧桑数历，险诈奇幻，世变饱经。每自顾昂藏七尺，辄不忘万里鹏程。 帝恩隆眷，幸未陨越；魔诱屡至，岂敢或忽。方期猛进长趋，遽料阻难横起；正欲努力奋斗，何意逆境中阻。只身难跨二舟，去取讵能两顾?踌躇三月，徘徊九旬。既不能伤亲心，又实难舍前路。孰轻?孰重?何去?何从?终则取难舍易，遂至履险去夷；势既由不获已，情又何求人知。境可悲矣！心更痛哉！而今而后，如我何人?悠悠苍天惟独叹！自策自励，匿述销声；孜孜潜进以待时。洒泪独泣，望九天霾云变色！．抚衷自痛，悲一身良遇皆失！壮志难驯，贾生徒殁；苦心不显，屈子竟沉！奈何天里，胡竟绝夫有志者？无情世上，悲境偏逢苦心人！抚今思昔，怆然欲绝！瞻前顾后，抑郁兴悲！呜呼！已矣！苦衷人不意今逢厄运！噫嘻！悲哉！黑云中何日重睹光明?往事勿计，来日何堪?郁郁往迹何意竟成今日之恨?茫茫前路，敢云不效穷途之哭！甘耶?苦耶?匪余敢计；成乎?败乎?任其所之竭思尽虑，以求余力之所至；引领宁望，惟希帝旨之云成。”（1919年8月20日日记）。
感谢神，在最黑暗痛苦的时日当中，他用他的话安慰了我。22日早晨读经得着经训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罗十四8）23日早晨读经得着神的应许说，“我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赛五十四8）“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五十四10）。
入学的门是关闭了，只好暂时找一点事作，以后再等候机会升学。按我的本领和名誉说来，是不愁找不到事作的。（那时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看重我）。说来也希奇，无论怎样托人，竟找不着一个位置。转瞬已经到了8月底，前途竟看不见一点曙光，我悲哀，我失望。我痛苦到了极点。8月26日晚间，我到我的朋友家中去。（这位就是起初领我信主的朋友）。他劝我不要这样难过，又劝我出外换换环境，到通县去游玩两日，因为那时直晋两省基督教教育会正在那里开会，在那里可以会到不少熟识的人。我因为既不能入学，又找不到事作，觉得不愿意见人，所以就不想去。但他竭力劝我去一次，我就答应了，便在次日往通县去，只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半。他们次日下午散会，我也和大家一同返回北京。不料因着这一日半的游玩，竟得到一条出路。事实的经过是这样!：
我在通县的时候，一位相识三四年的朋友听说我还没有找到事作，便替我介绍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地址是在离北京约三百里路的保定，工作是教初等小学学生，待遇是每月薪金十二圆，未结婚的人却只能领八成，就是九圆六角。我当时因为这个工作各方面都对我不适宜，因此便推却了。但那位朋友对我说，“你不如考虑一下，再作答复。今天是28日。他们可以等你到月底。最晚请你在31日给他们一个答复。”我允诺下来，但我考虑了几天，始终认为这个工作无法接受。我既不能到一千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又如何能到三百里以外的保定去教读呢?教初等小学也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尽义务帮忙教过萃文初等小学的学生。如今我是一个读过一年大学的学生，且是一个成绩优良、心怀壮志、想作大事业的青年，如何能低头到这种地步，去教初等小学呢?第三，他们的待遇也实在苦得很，十二圆钱还要打八折。九圆六角钱可够作什么用的呢?如果我去，至少我必须每月回一次家看看母亲，一次往返的路费需用四圆钱，每月的饭食也需用四圆钱，下余的一圆六角钱，只够理发、洗浴、买块肥皂、寄几封信的用途。不用说不能有一点积蓄，就连买几本书、做一件衣服的钱都没有，这比留在自己家里实在强不了多少。我无论怎样考虑，也认为无法接受这个工作，因此我在8月31日的晚间写了一封回信，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去，然后拿着这封信到街上去付邮。
当我走到街上信筒旁边把信送到信筒的入口处，信的大半已塞入筒口中，但还未曾撒手的时候，我藉着路旁的灯光看了一下信筒上的收信时刻，我看见上面的字写着说，「下次再开，上午七点。」我心中想道，「应许人至晚31日答复，不料到底这封信在31日未曾赶上邮班。日期是已经误了，与其让它在邮筒里放一整夜，不如先把它拿到家中去，明晨再送。」想到这里，我便把这封一大半已经塞入信筒口中的信又抽了回来，无精打彩的走回家去。那一夜愁苦叹息。自己心里思想道，“我的境遇怎么竟这样不幸呢?入学的门关闭了，想找事又找不到。好容易遇到这仅有的一个机会，又是这样各方面都不适宜。神这样待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次日早晨我的心意忽然转变过来。我定意走这一条我所不愿意走的路。我想，到保定去总比困处在家中还好一些。我撕了昨晚所写的信，另外写了一封信寄到保定去，接受他们的邀请。
9月11日早晨离了北京，乘京汉路车到保定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到远方去。起身以前，母亲因为我离家远出，流下泪来，我自然也哭了。午间到了保定，下了火车，和接我的人一同到了西关福音园烈士田学校内。当我进到那个院子的时候，看见那小的院落、小的房屋、乡间装束的小学生，样样都使我心中懊丧。我感觉无限的凄凉。我见了校长以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介绍人提到我的经历和学识，他决定拨一位教高小的教员去教初小，改请我教高小和中学一年级学生的功课。因为那时候校中方才增设中学一年级，所以中一是全校中最高的一班。此外他也对我破格优待，薪金不打八折，却十足的付给我十二圆钱。这两件事的改变，使我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特别是他请我教中学一年级和高小的功课这件事，鼓起我很大的勇气来。次日上课，讲完功课以后，便以道勉励学生。那天的日记上我写了几句话：
“生平之志，助人向善耳。今以立志修身之道为各班学生言之，俱表乐受之意。使予而能导此数十青年，俱在此极短时间之内化为高尚有志之青年，余之此行不虚矣。”（1919年9月12日日记）
当我在校读书的时候，阅读谢庐隐（洪赉）先生传略，心中便十分羡慕谢先生的人品道德。我看到他在苏州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职的事，如何训导学生，关心学生，又如何与学生交往，以德行感化学生，心中就想到如果我有一天作了教员，也要效法谢先生的榜样。及至我在保定任了教职，便效法谢先生那样在课堂里、在私人谈话中，常常以敬神作人的大道教导学生。最先是讲完功课就对学生们讲道。那时候我讲的道与今日大不相同。我不明白救恩和生命的道，只是教导学生敬神、爱人、立志、进德而已。虽然那样，因为我是出于诚意和热心，所以也很能使学生受感动。后来我觉得不如每日单有一个聚会，使那些愿意听道的学生自动参加，因此便和几个学生商议，每晚成立一个祷告会。
11月12日晚8时20分，这个聚会开始了。从那时候起，除了教会或学校晚间有会、或有特别事项以外我们每晚都有聚会。我有时对学生们讲祈祷读经，有时讲立志进德，有时讲认罪悔改，有时讲处世作人，有时讲服务牺牲，有时讲卫生保身，有时讲孝亲敬老，有时讲诚实圣洁，有时讲齐家救国，有时讲舍己爱人，有时讲贤哲格言，有时讲名人传记。我那时候就是不会讲生命的道理。并不是我不信，乃是不清楚了解。我信耶稣为我赎罪代死，也知道不藉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面前去。对于来生的道理我不十分明白，所以我也就不能讲。我信全部圣经，我也信它里面一切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可是除了圣经中那些宝贵的教训以外，我没有对其他的记载发生太多的兴趣。我信耶稣复活，但我却不明白他的身体是否复活了。我信圣经里所记载主耶稣和先知、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但有人用捏造的话语来曲解这些事迹，我也听不出来是不对的。我只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听一位明老太太对我们讲过一次主耶稣再来的应许，那时我也确信。不过以后就再没有多听人讲过，我也再没有留意。
我在校中除了授课以外，竭力在各方面领导学生，栽培学生。有一些学生很受感动，接受了我所给他们的指导，可是在同人中间我却遭到攻击。第一个原因是我和他们同处不来。每天我们五位教员在一间小屋里吃饭，他们四个人谈话中间总是喜欢说些淫词妄语、不干不净的话。我听见的时候觉得实在刺耳。但他们都是旧有的教员，我却是新来的人，而且年岁比他们小得多，当然我无法干涉他们。我只能在他们说那些污秽言语的时候，不作一声，低头吃自己的饭。因为我听不惯那些话，心中既不舒服，面部也一定会有不愉快的表情，于是便招来他们的厌恶和歧视。有一次我实在不能再听下去，便忿然离席而出，这更招来他们的恶感。我在日记中记着那天的情形，有这一段记载：
“星光皎洁，银河在天；院宇寂静，万籁无声。一斗室中，灯光明亮，一少年方与生徒十一人谈讲贞洁问题，迫切恳挚，言之娓娓；谓欲胜污秽之罪染，最大之力源即得自圣洁之上帝。此言者盖彼诚恳叮嘱众生之一语也。少年以晚餐时闻同人之污秽淫语而忿然出，故斯时心中之痛恨污秽，宛如冰不容火。校中就眠铃既鸣，彼乃徘徊院中，观各室中学生之作日记者，则嘱毕事熄灯。少顷，返彼所居之斗室中方就椅而坐，瞥见桌上方来之家信，乃启而读之，则慈母所书告平安之信，嘱自行谨慎，爱护身体。少年反复读之，心中攸易一种感想。视时表，已将十时，乃挥笔作记。少年者谁?日记之记者也。”（1919年11月21日日记。）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实在不能再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便提议我自己在宿舍中单独吃饭。我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提出这个意见，因为我那时期正实行素食。（我实行素食有一年半之久）。他们每餐总要吃些肉，我却一点肉都不入口。每次吃饭我总请厨役为我单预备素菜。当我实在不能再听他们那些淫词妄语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我们既不吃一样的饭，就没有在一处共餐的必要，不如我自己在宿舍里单吃好了。”
同人们对我起恶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嫉妒。一般作教员的只是每日教自己所当教的几门功课，对学校和学生其他的事向来是不闻不问的。校中的事都由一位主任教员管理，最大的事由校长主持。（学校那时没有校长，暂时由一位老年的西国牧师代理。）校中的秩序和清洁、学生中间的纠纷和事务，若不是那位主任教员分派别的教员作，是绝没有人肯过问的。我在那时心中火热得很，不问有没有人分派我作，只要看见有可作的事，便挺身去作。这样一来，主任教员得了一个有力的助手，当然非常高兴。但其他几位教员讥诮我，说我卖弄殷勤，讨好校长。他们自己不过问功课以外的事，也不许别人过问。我只为学校和学生设想，未曾想到招来他们的嫉妒。他们对我常和学生往来、领学生聚会，更是不免发生误会。他们不明白我愿意以道栽培学生的心意。他们以为我是要拉拢学生，建树自己的势力，因此多方攻击，肆意诬蔑，常给我一些难堪。我有时也不免因此灰心难过，但一看见学生们那样乐意受教，心中便得了安慰。
11月30日是一个星期日。午饭后看见两个学生起了冲突，要去见那位主任教员。恰好他不在校，我便把他们叫到我的屋子里来，讯问是什么事情。那个小学生说，“他打了我”。那个大学生说，“他骂了我”。我让他们都坐下。我开始劝导他们，并为他们说了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那个故事曾深深感动过我）。我一面说，一面看他们的脸，发现他们实在受了感动。及至我讲完以后，请他们再说他们的事。不料那个小学生竟先站起来说，“先生，今天的事是我的错处。因为我先骂他，所以他才打了我。”那个大学生也站起来说，“先生，错处在我。无论如何，我比他大，我不应当打他。”我一看他们都认了错，便劝他们握手和好。两个人哭着吵着进到我的屋里，一小时后竟笑着说着走出去了。并且那个小学生就从那一天起，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变。 我因着几个月来在学生中间工作，思想起了极大的变动。我从前渴慕作大政治家，虽然因着十八岁的重病，不得已放弃了那种野心，但我并未曾甘心接受神的呼召。这时候我却开始看见传道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多么伟大。我心中想，就是作一国的总统，也不能使人这样从心里改变，弃恶向善。但现今我在这些学生中间作了几个月谈道的工作，就有不少青年人的生活有了奇异的改变，这种工作是何等有价值呢?以前几年之久抗拒神的呼召，但在教读的几个月中，心思竟渐渐转移过来，开始羡慕为神作工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愿意为神作工，就是在大学预科那一年，屡次看见教会中种种背道的事：说谎作伪、利己损人、恃强凌弱、谄富轻贫、尔虞我诈、斗角勾心。我开始发现，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在保定教书的几个月中，也看见了一些使人痛心的事。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是在伦敦会的范围内，在大学预科的一年所见闻的多是美以美会中的情形，到保定教书又是在长老会里面。这时我的眼界比从前宽了不少，同时也越多看见各教会的黑暗腐败。因此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而且这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愿意终身为神作工。
到了1920年的春夏之交，我的心已经完全转变过来：无条件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回想在中学读书的时期，三年多之久抗拒神的呼叫；在大学预科的一年内，作政治家的野心是放弃了，但仍是不甘心完全接受神的呼召。及至在保定教了一年书之后，因着神在各方面所给我的训练、光照、呼声、觉悟，才整个的顺服。也就在那年夏天正式改了名字，不再叫“永盛”。而改叫“明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这里的“明”字是证明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这个名字虽然是我在二十岁的夏季所改的，这个心志在我里面即已经存得很久了。当我十九岁春季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日记中屡次记了这种感想，现在把它们录在下面：
“学当自不欺暗室始。慎独之功既纯，然后见道愈真，行道愈笃；入圣入贤，明道新民，基于是矣。可不勉哉！”（1919年3月21日日记）。
“世衰道微，人心日危，举世污浊；明道新民，当匪异人任。”（1919年3月21日日记）。
“我生之志向无他，惟欲明道耳。”（1919年3月28日日记）。
“明道，明道；明道之责，匪异人任。”（1919年6月13日日记）。
在那个时期还有一段感怀记在日记中：
“民德堕落，人心日下。今日世界所亟需者，一有德、有力、有志之人心改革家也。昨课英史时，闻徐师之言曰，‘今日中国所急需者，一卫斯理约翰其人也，然其人为谁乎?此班内或有其人也。’吁，有其人乎?有其人乎?吾思之，吾重思之，曰，‘有’。”（1919年5月11日日记）。
既决意完全接受神的呼召，便预备继续入大学读书，以后再入神学。我母校的校长英国人金修真先生，曾有一次同我提到，在他回国的时候如果有机会，也许能为我筹一笔款，将来送我到英国去留学。我那时兴奋极了。我计划再读四年大学，三年大学神科，再到英国去读三年神学。十年以后，我便可以作一个大牧师，作一个大布道家。哪知道神的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五十五8-9）他看见我选择的道路不是他要我走的。他预备使我走一条更美的道路，就继续在我身上进行他的美旨。6月间因为本年入学仍有问题，经过多日的祷告，决定答应烈士田学校的邀请，继续教读一年，到明年秋季再入学读书，因此当年九月八日又离京赴保。不料就在这一个学期未毕的时候，神就在我的身上作了一件奇妙的事，不但完全改变了我的道路，也完全改变了我的思想、信仰与人生。这一切的经过要留在下一章再说了。
1948年9月24日
第三章 经过水火到丰富之地 “神阿，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六十六10-12）
受试验和熬炼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银子在火中被熬炼的时候，因为它没有知觉，当然不知道痛苦。人受熬炼的时候便痛苦万分了。但不经过那种熬炼，便不能成为像纯洁的银子那样清高的人生。神怎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呢？他“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又“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这三件事没有一样是容易受的。我们都知道当雀鸟落在捕鸟人的网罗中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它们不但立时失去了自由，而且受到捕鸟的人的支配，它们不但再不能自由飞翔，就是想随使走几步也办不到。它们被人捉住，被人拘禁在笼中。它们的祸福安危完全操在人的手中。它们恐惧战兢，它们啼叫哀鸣。神就是这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我们又知道背负重担的时候是什么滋味。重担把一个人压得呼吸困难，压得筋酸骨痛，压得无力走路，压得不能动转。他满心希望有人来解救他一下，满心希望卸下那百斤重的担子。神就是这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至于有人坐车轧我们的头，那更不是我们所能设想的事了。我们的头不是钢制的，也不是铁打的，被人坐车轧在上面如何能受得住？但神若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他就必定会保守我们，使我们的头不致被人轧碎，甚至连破都不会破。虽然如此，痛苦和羞辱却是不能免的。如果有人用手打我们的头，用脚踢我们的头，我们除了感到痛苦以外，一定会觉得羞愧难当。有人坐车轧我们的头，那更是无可比拟的羞辱。使一个人趴在路上，让别人坐车从他的头上轧过，这比韩信胯下受辱真强不了多少，至于那是怎样痛苦，就更难想像了。神使我们被试验、受熬炼到这种地步真可说是无以复加。但我们不必灰心失望，不必怨天尤人。他使我们经过这一切苦楚，不是要使我们受损失，乃是要使我们蒙福祉。他使我们受尽“苦中苦”，不但要使我们因此尝到“甜上甜”，而且要使我们因此成为“人上人”。写诗的人述说完了以上的几种苦况以后，便接着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经过水火不但是最痛苦的事，也是最危险的事。但因为经过水火是出于神的旨意，便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结果不但未曾遭遇危险祸害，而且要因此“到丰富之地”。受这种试验和熬炼的时候实在是极不好受，但如果我们知道那种试验和熬炼要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福气，便能快乐着忍受了。写诗的人为要帮助那些正受试验和熬炼的人们，便把他自己的经验叙述出来。我希望我这段见证也能给许多在试验和熬炼中的圣徒带来一些安慰和勉励。现在让我述说一下神怎样使我经过水火，然后到丰富之地。
前一章我提到1920年的秋季再回到保定烈士田学校继续教读的事。在未曾由北京赴保定的前几日，因为看见母亲和姐姐都离神很远，心里愁苦得很。虽然很久就想帮助她们，但竟什么都作不了。到9月7日的晚间，因为次日就要离家往保定去，心中极为难过，便在我自己的屋子里哭泣。正在哭的时候，姐姐进来了。她看见我哭，便也哭了。我对她述说，我因为看见母亲和姐姐都离神极远，所以心中难过，并且劝勉她一些话。姐姐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用诚恳的话告诉我说她愿意悔改，拉着我的手哭泣了许久。我那时心中高兴得不能用言语形容。
次日（9月8日）乘早车往保定，继续在烈士田学校任教职。10日耳内肿痛，以后一日比一日更重，到18日痛得不能再忍，只好请假离保返京调养。在京停留十六日，与姐姐谈道，加以劝导。姐姐有很好的表示和觉悟。这件事使我的心中得了极大的安慰和喜乐。10月4日离京返保，次日销假上课。上学期我曾在校中进行创办学校基督教青年会，这个学期筹备开正式成立大会。从外表上说，这个学期中似乎有非常的成就，但自己的内心即是空虚软弱到极点。心中常抱悲观，工作也感觉无力。此外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心中愁苦，就是我双目近视的程度日见增加，心中总惧怕一直增加下去，前途将不堪设想。本来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因为双目近视，就配了近视眼镜。到十八岁那年，因为近视的程度加深，又换了镜片。一年后近视又加深，换第三次镜片。我心中思念，如果就这样快的加深下去，再过几年，虽然不至完全失明，离瞎也就不算太远了。
但那时候最使我痛苦的就是自己的心灵贫乏，作工无力。看见教会的黑暗腐败，也不免令人灰心丧气，同时也常因此更觉得使命紧要，责任重大。在那时的日记中记着说：
“今日之教会为何等之教会?今日之信徒为何等之信徒?罪恶丛薮，魔鬼奴役而已！圣洁乎?早遍染污秽矣！嗟夫！嗟夫！世界此后果将无真理矣乎?果将无正义矣乎?吾绝对信神之公义永远存在；是则世界绝不能长久隶于魔权之下。吾深知神必正选召可蒙召之人，出而为真理与罪恶战争也。生乎?死乎?吾无所惧。吾将应召而前往矣！”（1920年11月6日日记。）
“余自知将来作改革之工，必遇众多且甚巨之困难。故欲成功，乃多有忍耐受迫之能力。感谢神，使余今在校中又能习此课程。”（1920年11月14日日记。）
“吾主耶稣以三十年之预备，至德行身心完备之境。及其出也，秉圣灵之感力，承天父之美旨，讲道而有权，驱鬼而奏效，奋斗三年，卒奠天国不拔之基。今日神仍时时召人赓续此业，惜世竟无人愿牺牲其所恋慕，用此修养之工，成父旨而救迷人！余也何德，竟获父召。预备前程，共当以耶稣修养之功为模范乎?勉之哉！父佑尔矣。”（1920年11月19日日记。）
1月20日我所创立的烈士田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我以创办人兼会长的地位主席开会。除本校师生以外，到有来宾四十多位。有南关一位牧师、西关一位牧师、城市青年会一位干事演讲。下午二时五十分开会，五时毕会。我那一日从早到晚，无片刻暇，东奔西走，力尽筋疲。那天的日记中写着几句话说：
“凡余本圣灵指引所为之事，皆使余于事过境迁之后恒有快乐。而余顺情欲所为之事，皆使余于事后生种种之悔恨苦恼。感谢神，借此诲余至深。”（1920年11月20日日记。）
11月21日晚间我同校中新来的一位同人谈话。他和我谈到罪的问题。我心中十分恼怒。我想，像我这样好的一个基督徒还有什么罪。我承认我年幼的时候犯过许多的罪。但我这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极高尚优美的基督徒。我不需要人再同我谈到罪的问题。那位同人看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便同我谈到种种隐藏的罪，也谈到神眼中最可憎的一样大罪，就是骄傲。他说，“有些信徒很热心，也很殷勤作工，但他们并不是要借此荣耀神，乃是荣耀自己。”他这些话刺透了我的心，也正说到我的病源和病状。那天我听他谈话，先是忿怒渐渐我钦佩他的高论，最后我深深受了感动。约在十点钟的时候，我从他的宿舍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宿舍里，跪在床前，在神面前承认懊悔自己一切的罪恶。起来以后，写了一篇祷告文。到午夜将近一时方才就睡。那篇祷文说：
“在天之恩父钦，仆诚罪人。仆虽蒙父之选召，且沐父之厚恩，然抚衷一思既往，殆全为罪所缚束，作魔鬼之奴役。仆心不诚，仆目不洁，仆身遍染污秽罪恶。仆未爱人，仆未靠父，仆只为一自私之人。仆身负罪担至重，厄仆将死；仆乃自命为义人，仆犹终日碌碌，以求满足肉体之欲望，以求此世虚浮之幸福，以求人之赞誉。凡此皆为父所深憎，仆竟一一躬蹈。仆今懦弱无力，仆所望者惟望天父之援手。仆今诚恳以自己之身心完全奉献于天父之前，并将一切罪恶在父面前吐露。先求父以吾主基督之宝血涤仆一切罪染，再求父下赐父之灵感于仆心中；使仆今后自绝于罪如死，此后生活皆秉圣灵而生，凡蒙父悦者皆当勉行，否则概行弃掉；且助仆战胜魔鬼之凶焰，助仆圣洁，助仆完全，助仆爱人，助仆爱父，助仆有决心，助仆有毅力；使仆今后之生活非一己之生活，乃在父中之生活；使仆不为己生，乃为父生，乃为人生。更求父以父之灵感提携训诲，凡父行于仆身者仆无不甘心乐受。仆愿今后或生或死全为服属天父之人。惟祈父以灵迪仆导仆，今日如此，永远如此。仆心所愿。”（1920年11月21日夜11时37分写。）
那天晚间我也把我在自己身上所看见的一切罪恶都写在那篇祷告文后面：
「我心我目污秽不洁。
当那时候我信主已经六年半有奇。在那六年多的时期中间，因看神多方的恩待，已经有相当的进步。我每日必定祈祷读经。我勉力参加礼拜堂中一切的聚会。我奉献我每月入款的十分之一为神的工作使用。我谨慎我的口不说污秽的话。我竭力追求敦品励行，不苟言笑。我没有一样不良的嗜好。我在财物上十分清廉。我没有同任何异性人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我极忠心于我的职务。我体恤我的母亲。我和我的姐姐相敬相爱。我热诚为学生们服务，帮助他们。我领了不少学生加入教会。那时候认识我的人除了有部分嫉妒我的人以外，大多数都尊敬我，信任我。我母校的校长在他写给别人的信中称我为 a promising student，（一个有希望的学生）。我执教的学校校长当我教书满了一年以后对我说，若不是你入学读书，千万不要应别处的邀请，一定要回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十分的需要你。」这一切的事都使我自豪自庆，使我志得意满，使我自视为天之骄子，人中俊杰。
我以自己与教会中的信徒、领袖、长老、牧师相比，觉得我比他们强得很多。因为我清楚知道有许多信徒和教会的领袖品格卑鄙得很。从外面的一切来说，不但在信徒中少有像我这样好的人，就连教会的领袖中间像我这样清高的人也实在不可多得。我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觉得我自己好得无比。但那天晚间，情形即完全改变了。那时候，一切的人都在我眼前消失了，只有我自己赤裸裸的站在神的面前，他的荣光照亮了我的眼睛。我看见了我里面所有的一切污秽邪恶。我开始承认别人所犯的种种罪恶在我心中，一样都不缺少：只是别人的罪恶显露在外面，我的罪恶隐藏在心里而已。我那时开始明白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撒上上六7）。我在神面前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在神面前战兢恐惧。我越祷告，越觉得自己卑微、污秽、邪恶、可憎。我那天跪在床前祷告并没有出声音，也没有流眼泪，但我在神面前自卑直到尘埃。从那天的经验里我明白了，无论多么好的人一被神的灵光所照，立时会觉得自己污秽邪恶到极点。我那时觉得如果不是藉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那一切的罪，我便丝毫没有希望能进到神的面前。那天我在神面前重新奉献，愿意以后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愿意一生忠诚事奉神。
我祷告以后又写完了那篇祷告文，将近夜间一点钟，我才上床就寝。从那天以后，我的人生逐渐发现奇异的改变。我开始觉悟，以前认为好的事在神面前竟有许多是可憎的，是错误的。有一篇日记可以作一个例子：
“救人之工原不必假助于物质，更何有于金钱?即使有需金钱之处，所作之工只须合乎父旨，父必预备一切。余今远父而行已道，为名而创办青年会，实非必要之事，亦未取决于父旨。今乃又以无益之铺张，致耗巨款，既负债矣，自不能不图偿还，故今乃大行募捐。此时觉深受圣灵之责，心甚后悔，然错已铸成，予余以莫大之教训。前路若何？余求父示而已。”（1920年12月9日日记。）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曾经参加学校青年会的工作，好几次为会务向人募捐。因为常听见看见募捐的事，竟以为是很合理的。到了1920年11月20日开烈士田学校青年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我们向校方借款，购买了一大批食品，招待赴会的来宾与校中的教员和学生。成立会开完以后，便同着几位学校青年会的职员到教会中一些人家去募捐，用以偿还那天所借的款项。那时忽然蒙圣灵的教导，发现这样募捐是不合理的事，并且发现创立学校青年会虽然也有为帮助学生的意思，但为求自己的名誉荣耀也实在是我心中一个重要的动机。这时深深为这件事自责，但又不能将青年会解散，以致弄得骑虎难下。因此才写了这一段日记。
那年12月初，在保定有一个谣传，说驻保的一部分军队将要哗变抢劫。又传说那些军人抢劫的主要的对象中有一个就是西关的福音园。（福音园是保定长老会的大院子，里面有大礼拜堂，男女学校，男女医院，和几座西人居住的楼房。）这个消息一传开，全教会都大起恐慌。西国人找出几支大枪来又从男医院中选出几位护士和护生，从男学校里选出几个年长的学生，教导他们练习打枪，预备在福音园遭受攻击的时候抗拒那些变兵。我那时候蒙圣灵的感动，想起圣经中所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的教训，深觉得基督徒绝不可用刀枪杀人。又想起主耶稣的教训说，“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便起来反对这练习打枪的事。我主张传道的人根本就不应当预备这种杀人的器械。在全教会那主张练枪自卫的时候，我一发表这种主张，立时便惹起多人的反对，那些提议练枪自卫的西国人尤其不服。我本着圣经同他们辩论，有非常大的能力，他们竟不能驳倒我。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当「圣诞节」前许多日子，教会筹备开庆祝会我参加唱诗班。班中共八个人。四音合唱，每一音有两个人。唱正品副品的是女校的教员和女医院的护士，唱上品下品的是男校的教员和男医院的护士。我唱的是上品。经过了多日的练习以后，我们预备二十五日上午在礼拜堂的聚会中唱过以后，下午在城内淮军公所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会。我从前参加唱诗班，无论什么性质的聚会都肯出席，但这时我忽然醒悟过来，知道唱赞美诗是为歌颂神，如何能到一个普通演剧集会的场所、为娱世人的耳朵而演唱?那与作优伶唱戏有什么分别。我有了这种觉悟以后，便决意退出唱诗班，不参加淮军公所的集会。可是八个人中忽然减去一个人，势必使那次的演唱受到影响。这件事使全班的人都不快活，尤其是西国琴师更大不高兴。那时心中起了一场剧烈的交战。感谢神，他率领我得了胜，那一日的下午我不顾一切人的反对，竟没有参加那次集会。
当12月20日至25日的那几天，全教会都在那里忙碌预备庆祝“圣诞节”，我的心中却有着剧烈的战争。有两段日记叙述了那种情形：
“嗟！嗟！务此何为？东奔西走，席不暇暖，而所为者世俗耳，物质耳。歌以求悦人之耳，饰以求炫人之目，聚会点缀亦不过以求人之欢心。一生之光阴即使皆耗于此，又何尝能救一人之灵魂?此于天父前殆懒惰之恶仆耳！明道乎，知，起，行！”（1920年12月23日日记。）
“余今后知凡属于世俗者，其中果无快乐之可言也。自朝至暮，碌碌曾无少暇，然又何曾荣耀天父，帮助人类?所为者盖虚幻而已！匪独虚幻，且又有若干之苦恼也！今后于此等父所不悦之事当无复为之矣。”（1920年12月24日日记。）
过了两天，在日记中又写着说：
“数日来，余觉心中有非常之能力及感动，发奇伟之思想，悟经中之真理，有阐道之能力，觉心灵中之能力大见增加。今晚思之，殆有真实之信徒为余代祷乎。”（1920年12月26日日记）。
从11月21日晚间我与一位同事谈话得着帮助以后，我便常到他屋子里谈话。这位同事以前曾在某处长老会受过洗，以后在北京信心会又受了浸。他同我谈到他的经历，引起了我极大的惊异。我从小就常随着母亲到礼拜堂聚会，以后又接连着约有十年之久在教会学校读书，再后又在教会学校教书一年多。在这极长的时期中，我只知道受洗是撒一点水在头上。我看见过许多人这样受洗。我从来就未曾听说过在水里受浸这件事。因此我一听见这件事，便觉得十分惊奇。我问他为什么要在水里受浸。他告诉我说主耶稣和门徒都曾这样作了。我回到自己的宿舍用心查考圣经，便发现不但圣经里是这样记载着，而且我也曾多次读过这种记载。可是奇怪得很，那么许多年就从没有想到过“圣经里所记的受洗是在水里，为什么现今教会里受洗都是撒一点水在头上？”这一个问题。从有了这一番新的觉悟以后，便感觉到自己应当照圣经上的方式在水里受一次浸。同时我又想起当我十四岁那一年在伦敦会的礼拜堂里受洗的时候还说过一次谎。当我与十几个同学站在礼拜堂的台前要受洗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在我们面前读了一遍使徒信经，然后问我们是否信这些事。我们当然点头说“信”。其实我们根本不明白他所念的那些话都是什么意思，他也从来没有为我们讲解过。我一想起那段经过，越使我感觉到虽然按着教会的规矩说，我是已经受了洗；但按神的真理说来，我实在是没有受过洗。我经过了几天的祈祷和查经，决定要在水里受一次浸。我既有了这种觉悟和心志，当然要同学生们谈起。这样一来，便惹起长老会当局的反对。有两位长老在早礼拜的时候讲了许多的话，驳斥我的主张。其中一位说，“圣经固然是我们应当信的，但我们信它的时候必须挑选那些好的去信。有些不好的却不可信。好比我们吃鱼，只能挑它的肉吃，绝不能连骨带刺都吃下去。”他又说，“信道固然要紧，但我们既活在世界上，就应当看世上的事比信道更要紧。人在世界上就不能完全。”另外一位在讲道的时候说，“耶稣受洗确是在约但河里，但那并不是他全身都下到水里去，乃是耶稣半身站在水中，施洗的约翰用手捧一把水撒在他的头上。”他又引出证据来证明这件事说。“某处天主教堂有一张古画，画着耶稣立在河里，约翰用手捧水撒在他的头上。”他们想这样讲可以消除我要受浸的意思。谁想到这种错误的讲解反倒更坚固了我受浸的决心。因为这些讲法不但不能证明受浸是不对的，反倒适足以证明受浸是毫无错误的真理。
几次与我谈道、给我不少属灵的指导的那位同事，因为他的见证，在12月20日被学校驱逐出校，离保定赴北京。我送他到车站登车，心中非常钦佩他那种为道受逼迫不肯屈服的精神。当我与他握别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我也准备牺牲”。我也请他替我介绍一个人为我施浸。29日他所介绍的朱鼎臣先生由北京到保定与我见了面。我便准备不久到河里去受浸。
1921年1月2日，我把我要受浸的决心告诉了校中的主任教员王君，又告诉他说有几个学生也要与我一同去受浸。王君劝我千万不要受人的迷惑。我一时软弱，竟疑惑起来，又恐怕失了地位，非常失意的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我去找到三个我最器重的学生，和他们一同祈祷谈话，心志又坚定起来。那天晚间十点钟，校长与王君来我的屋子里与我谈话，告诉我说，如果我受浸，便请我立时离校，愿意受浸的学生也必须退学。校长又告诉我说，学校实在不舍得我走。他劝我再好好考虑两天，然后决定。如果我能回心转意，不去受浸，他们十分欢迎我继续在校中教读。但如果我坚持要去受浸，那便只有立时离校了。我们三个人谈话直到夜间十二点钟。次日我在日记中写着说：
“甚矣此试炼之不易受也！既信又疑。意既决，又趋趄不前。愿牺牲，又顾惜地位，且惧前途之难行。继又思之，诸事托父，余又何虑。且背十字架而从主，又为理之所当。若手扶犁而后顾，又焉能入神之国，转思去后声名则狼籍，前途又不堪，入学之望亦归泡影，生计亦将不可问。又思凡事皆在父之手中，旧人既与基督同死，新人将在主而生，又何庸顾虑自己之前途哉？且基督明言为义受迫者有福，为人诬毁又何虑哉?凡余所行果皆合于父旨者，则行可矣，复何疑为？父乎，祈尔助仆顺服至终，仆愿以一己完全奉献。”（1921年1月3日日记。）
那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照着所看见的真理毅然决定的去受浸。这样一作，立时就要遭遇三种困难：第一是当时就失业；第二是名誉受损失，我向来是顾脸面，爱名誉的，如今在一个学期的中间被人辞退，真是一件耻辱的事；第三是前途要遭遇毁坏。我已经得到母校校长的允诺由伦敦会资助我入大学，入神学。校长又对我说，如果他能作得到，还希望将来送我到英国去留学。但如果我受了浸，在伦敦会那方面看，我便成了一个叛徒，当然他们不会再资助我读书。以我家庭中的情形来说，如果自费读书，连一年也办不到，更不用说十年八年了。这三个困难一个比一个严重。我实在不敢再往下想我受了浸以后的前途是多么黑暗，多么可怕了！
第二条路就好走极了。只要打消受浸的意思，这三种困难立时便可以完全消失。我可以照常留在校中教书，将来又可以照着我所希望的，由伦敦会资助我入大学，入神学，还可能到英国去深造。不过我已经明白了受浸的真理，若不照着去行，便是不顺服神。我那时刚刚在神面前认过罪，并且应许神要完全奉献，完全顺服。现在这一条命令摆在面前，正是要试验我肯不肯顺服，能不能顺服。我如何能因为有那几种顾虑便退缩不前呢？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形中，我正像蚂蚁在热锅上一样，真不知道如何走才好。
忽然一个意思来到我的心中说，“受浸既是合乎圣经，当然要去作。不过时间不妨延缓几年。等到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在教会中任了要职，那时有了地位，有了权柄，有了声望，再要受浸又有谁能拦阻我。那时不但我自己可以受浸，还可以领许多人受浸，岂不是两全其美么？”一想到这里，我的心中得了短时间的平安。可是不多时以后，另外一个思想又来到心中，说，“神所要的就是顺命。‘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如今我既知道受浸是圣经中的真理，却因为逃避困难不敢去作，便是悖逆神。一个悖逆神的人还谈什么读神学？还谈什么为神作工？这样一件摆在面前的本分，都因为逃避苦难不敢去作，如何能希望被神使用？”一想到这里心中又不安起来，觉得还是必须立时受浸，绝不可迟延。这两个意思在我心中交战，就如同两个人角力一般。最后我觉得仍是必须顺服神的命令，不能再计较自己的利害、损益、安危、荣辱。三日、四日这两天度过了一次大战争的生活。
1月4日下午日头将落的时候，校长到我的屋子里来，讯问我到底如何决定。我述说了我的心志。他拿出一包钱，送给我作返京的路费，请我当时出校。我告诉他当时不能出校。因为保定到北京每日的三次火车都已经开过去了，就是我迁到客栈里去住，这样短的时间，我也来不及清理我的东西并交代校中的事务。我告诉他说当晚出校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允许我次日出校，但请我应许他那天晚间不要让学生们到我的屋子里来。他的意思是怕我鼓动学生也去受浸，我对他说我可以应许他不招请学生来，但如果他们要来看我，同我话别，我却不能阻拦他们、不许他们进来。 那日晚间，学生们已经听见校长逐我出校的消息，他们踵趾相接的到我的屋子里来。我同他们讲道，勉励他们。那时我觉得我充满了能力。几日间的惧怕忧虑完全消失。我同他们读圣经上的话：“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心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十六25 ）我对他们说，“学生们，我今日为主耶稣舍弃的不过是少许的好处，我的主必要补还我许多倍。”我说这话的时候并不知道他要补还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要怎样补还我。感谢神，他竟使那天的话成为预言并且完全应验了。那天晚间我把前两三日从茶食店里买来的云片糕取了出来，分给学生们吃，作为临别的纪念。延到子夜一时方才就寝。
次日早晨在早礼拜的时间，校长报告说，校方因为王明道先生要受浸，已经请他离校，如果学生中间也有要去受浸的人，就可以立时退学。当时有五个学生声明退学。其中四个决定受浸，另外一个学生并没有想受浸，不过他觉得和我一年多的时间同心走天路，现在我被驱逐出校，他如果还留在那里，似乎对不住我。他为安慰我、对我表同情的缘故，便自动退了学。这个学生就是与我相交二十九年之久，现在仍然与我一同事奉神的石天民先生。
对于长老会驱逐我出校的事，我一点不怪责他们。他们为他们自己的教会打算实在不能不使我去职。除了为受浸以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信心会的传道人和信徒曾有一度在长老会乡间的几处教会中惹起过扰乱和纠纷，使那里的教会受了许多损害。保定长老会因为要为我施浸的那位朱先生正是信心会的传道人，当然怀了极大的戒心。这也是他们不能不逐我出校的一个原因。
我们六个人在5日下午二时二十分携带行李离了学校进到城里，住在西街天和客栈。那时候我的心中又起了疑惑和惧怕的意念，忐忑不安，痛苦万状。次日下午一时与朱鼎臣先生偕同五个学生一同出了保定西门，要找一块有水的地方受浸。及至出到城外，我们便遭遇困难了。因为那天正是小寒，而且在五六天以前下了两天大雪。（12月30日降雪约半尺厚，31日又降雪。）遍地都是皎洁的白雪，河里都结了极厚的冰。我们无法找到少许的水。可是我们不失望。我们信神必给我们预备适宜的水可以受浸。我们便沿着护城河向南走。果然不久看见河上有一座桥，桥的下面有一道水闸，上面的水从闸上流到闸下，像一个小瀑布的形状。下面的水因为不断受到冲激，不能凝结成冰，便成为一个小水池子的样式。当时我们便停在那个水池旁，站在雪地上祷告，以后朱先生下到水里去，我和四个学生也脱下棉衣，穿着单衣下到水里去。那个不想受浸、不过因为同我共患难而退学的学生石天民，一看见我们下到水里，忽然也决定受浸，同我们五个人一齐下到水中。我还记得我从水中一上来，我的长发立时变为冰棍，我身上的单衣服才一脱下，就变成像薄板一样坚硬。那天我有一篇祷告文记在日记中：
“天父钦，仆今遵父之旨，效吾主基督之范，受浸归入吾主之死；亦愿偕吾主而复生。仆更诚信仆之旧人已完全没于此水中，仆罪得赦，仆心获安，仆之身体灵魂已为吾主宝血所买赎；仆之身心一切非复己有，乃全归于天父。今后惟当顺服至死。愿天父之恩旨成于仆身。仆心诚愿。 ”（1921年1月6日日记。）
在我们受完浸回到天和客栈以后，朱先生便带领着我们求圣灵了。这求圣灵的道理是五旬节派最注重的。五旬节派在中国境内的教会以前有五旬节会、使徒信心会、神的教会、上帝教会。今日大部分都改称为神召会。他们认为说方言是信徒受圣灵惟一的凭据，凡没有说过方言的就没有得着圣灵。朱先生是在北京城内一个很小的五旬节派的教会里面工作。他本来是一位小煤商，以后因为热心主工，便丢弃了商业，作传道的工作。他是一个诚实敬虔的圣徒，很熟悉圣经，但是不很明白圣经中整个的真理，也极缺乏普通的常识。他认为一个信徒必须在祷告的时候从口中发出一些人所不明白的声音来，才算得着了圣灵。他称这种声音为方言。至于这种声音或多或少都没有关系，纵使只有很少的几声，也足可证明是领受了圣灵。我们受浸约次日（7日），他在上午十时就到客栈里来，为我们求圣灵。祷告了许久总得不着。他忽然想起来未曾给我们详细讲解十条诫命。于是便逐条为我们讲解，并劝我们遵守。（这种教训与加拉太书三章2节的真理完全相反。但我那时一点也不明白，只是听人讲什么，便接受什么。）以后又领着我们祷告。他教我们都一同出声音祷告，他教我们不住的喊叫“哈利路亚”，并且催我们紧紧接连着喊“哈利路亚”。直到一个人的嘴唇所发的声音混乱得不能分辨字音，他便说那是说了方言。那天下午三点多钟五个学生都说了“方言”，（?）只丢下了我一个人没有说。8日恳切祈祷了一天，仍是没有说。到9日的下午三时，我们几个人又跪在客栈的小屋内祷告，我的舌头发了一些不能分辨的声音，朱先生便说我是说了方言，得了圣灵。那时我也认为我是说了方言，得了圣灵。但实际上我那时在心灵中并没有得着任何变化，任何感觉。我真实有特别的变化、特别的能力，还是在我11月21日认罪以后到被逐出校那一个时期中。如果说我是在那天舌头发出不能分辨的声音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倒不如说我是在彻底认罪、完全顺服、舍弃一切、甘心遵从神的命令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了更适宜些。我再回想朱先生同我们祷告的时候教我们只喊「哈利路亚」，而且接连不断的喊这几个字，简直是用人工制造方言。当然以朱先生那样诚实敬虔的一个人绝不是存心欺骗我们，不过他自己也是被愚弄的一个，他那样缺乏常识也是他吃亏的一个缘故。大约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几个学生在受浸约次日，祷告不久便说了“方言”，（?）但我却延迟到两天以后才发了极少的几声不明白的声音。
我们师生六人既都发出了不明白的声音，朱先生便认为我们都得了圣灵，我们自己也认为「大功告成」，便在10日晨各返家乡。8日早晨，北上的两个学生已经起行返里。10日上午，三个南下的学生也登程回家。我在上午十时十分乘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北上。最后同我分手的仍是那位因为要同我共患难而自动退学的学生石天民。那日天色阴晦，树枝上、电线上都挂了极厚的白霜，气候寒冷得很。汽笛一鸣，我便与这旅居一年有半的保定作别了。
当我在归途中的时候，满心以为我这样为道牺牲，回到家中一定会得母亲和姐姐的夸奖嘉许。不料我所揣想的竟完全错误。母亲一听我述说我离校受浸的经过，竟大大的责备我，怪罪我不该因为受浸舍弃了一切。姐姐从学校回来听说我的经历，也大大的失望惊诧。不多几月以后，风声传了出去，一切认识我的人都开始误会我，有人说我患了精神病，有人说我受了迷惑。其实大家所注重的那一点还不是受浸不受浸，乃是说我不应当牺牲了地位和前途。有好几个人说，“别人为求教会资助读书而受洗，为求在教会中谋职业而信主；你本来有职业，而且教会还允诺将来资助你入学，如今都因为信仰牺牲了这一切。这不是颠狂是什么呢？”我告诉他们说，“古时有许多信徒为信仰舍去家产，舍去性命，都不退缩，以我与他们相比，这还是最小的牺牲呢。”他们说，“那些人都是迷信，现代的世界不当再有这种迷信的人了。”我一听这些话，才开始明白这些人虽然在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他们却不真信基督。这时我的眼睛开始明亮，会分辨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了。
从离保定回到家中以后，试炼一日比一日重。母亲和姐姐都不了解我。认识我的人也都讥议讪笑我。关心我的人为我叹息。除了我离开保定的经过引起他们的惊奇以外，我那时候的态度言谈也特别使他们诧异。因为我的心热烈异常，我属灵的知识却十分缺乏，所以言谈举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我承认我那时所受的逼迫和误会一面是因为我的信仰和我跟随主的缘故，还有一面是因为我那些幼稚偏激的态度所招来的。我看看今日这些跟随主的人，有先进的圣徒引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当怎样信主，当怎样生活，当怎样处世，再想想我那时候是那样披草木斩荆棘，在无路可走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虽然到底也走上了正轨，吃的苦头却不知有多少，真不能不为现今这些信主的人庆幸。
我在这种四面受敌的景况中实在是苦得无法形容。我当时想如果能寻到一个职业，必能减少家庭中的痛苦和亲友间的误会。但谁肯为一个患精神病的人介绍职业呢？又有什么地方肯用患精神病的人作事呢?母亲逼着我去作事，不然，便教我到伦敦会我母校的校长那里去认错，承认我不应当受浸，请求他们继续资助我入学读书。第一条路我虽然想走，却走不通。第二条路虽然走得通，我却不能走，因为我受浸的事并没有错，当然不能认错。母亲却认为那实在是错。我们母子二人所认识的既然不同，当然就要发生纠纷。我作小孩子的时候确是不体恤母亲，不孝敬母亲，但从我十四岁得救以后，我便想尽力孝敬母亲，使母亲得些安慰和快乐。如今同母亲为信仰而发生纠纷，不但母亲难过，我也难过。母亲难过不是为她自己，实在是为我。我难过是为自己，也是为母亲。不慈的母亲和不孝的儿子中间发生纠纷，那种痛苦还轻些。慈母和孝子中间发生纠纷，真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我的母亲确是一个慈母。我自己虽然够不上孝子，但我实在想竭力作一个孝子。可是这时竟因为信仰惹起这种纠纷，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呢！
我在那个时期不愿意走出大门，因为一出大门，只要遇见相识的人便会遭遇难堪，可是闲居在家里也是痛苦得很。全家只有三个人，（母亲、姐姐和我），却有两个人不了解我。此外还有我的一个姨母也住在我们院中，她对我更不能了解，母亲因她所说的话也就更加痛苦。1月18日夜间，我梦见母亲把我逐出大门外面，吩咐我离开家然后把门关上。我站在门外大声呼叫，请求母亲给我两件衣服和棉被。母亲却拒绝不给我。我在门外大哭起来，直到醒过来还是哭泣不止。事实上我那慈爱的母亲绝不会作这种事，可是从这种梦景中也就可以想到我那时心中的苦况了。
有一天我实在太痛苦了。我起了背叛神的心。我想我为顺服神以致落到这样困苦的地步神竟不为我开出路，让我继续着这样受苦；神真是不公义，不信实，不慈爱。我不能再事奉这样的一位神。我不否认神的存在，但我定意离弃他，不再亲近他，更不再事奉他。我定意重新奔我自己的前程。那时真是危险极了。如果我那天离弃了神，我想不过几年，我会很痛苦的离开世界。感谢神，他行奇事，显大能，在那最危险紧急的关头，他使我读到哥林多前书十章13节的话：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在那种紧急的关头，实在没有任何一段经文比那节经文更能帮助我、安慰我。我以为试探太重，使我再不能忍受，但这段经文告诉我说，我所受的试探是我所能受的。我以为神不信实，但这段经文告诉我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受试探过于我所能受的。往下它还告诉我，在受试探的时候，神必给我开一条出路，使我能忍受得住。我为什么还向神发怨言呢?这节经文提醒了我，也安慰了我。我重新回到神的怀抱中来。
还有一次特别的经验：一天清早母亲对我说，明道，我昨天晚间为你祷告求神使你醒悟。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四十昼夜在旷野”。我想你现在是受了魔鬼的迷惑，你必须赶快醒悟。我一听母亲所说的话，认为这个声音确实是为我发的，正是为要提醒我，使我知道我现在是受魔鬼的试探，我必须藉着神的话战胜他。我想到主耶稣战胜魔鬼的试探是藉着神的话，我便特别用心查考圣经、诵读圣经。那些日子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一间小棚子里。（这小棚子本来是冬天养花用的，后来加上门窗，就算是一间屋子，我那时就一个人住在里面。）我在那里祷告，看圣经，有时禁食祷告。说来也真希奇，已往六年之久每日都看圣经，但是里面关乎生命的要道就好像蒙着一层纸一样，始终不曾了解。这时忽然心门大开，知道基督能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信他的人；他有生命，他也能使信他的人有生命；他复活了，他也能照样使信他的人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也把这种胜利赐给信他的人。我从前最怕的就是死，现今基督已为我战胜了死亡，把永生赐给了我。我是多么幸福啊！
明白了生命的道理以后，立时便觉得死亡不足畏惧，世福不足恋慕。从前所渴慕、所追求的名誉虚荣，都渺小得不值一顾，同时也就把那些成大业、作伟人的念头完全抛弃，愿意随从神的安排；无论神吩咐我作大工成小事，都乐意忠心去作。更愿意把一切都甘心奉献，甘心舍弃。那时有两段日记记了这种觉悟：
“余今实未能确信永生之道，致视死为畏途，所努力追求者，仍不过今世之正义成功也。保罗云，‘吾人若只于今生有指望，则较众人尤为可悯。’旨哉此言也！世事幻梦，永生是望；余今日思之考之，更将求父启余。”（1921年1月19日日记。）
“今日始悟前者所立之志，成大业、为伟人享大名者皆为全盘错误；此犹世事实不合于父旨。今在基督内所望者非此等事，以此等皆为虚幻必毁灭者，今日之望，永生而已。循此而行，乃尽弃从前所恋，而完全顺从于天父前，尽父所与之分而已。与余之细称，则虽执洒扫之役且甘心；与余以重任，则拯千万人于灭亡亦勉为。将听父用余，而余不敢用父。金钱、名誉、衣食、娱乐，更当为父而全舍也。”（1921年2月10日日记。）
我从十四岁信主以后，每日都读圣经，我也笃信圣经，但我始终不十分明白生命的道理。我信耶稣替我受死赎罪，也信耶稣复活了；但耶稣复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却不很清楚明白。我对于信徒来生的希望只是模模糊糊的知道信的人死后灵魂可以到天堂去，至于这件事是否十分真确我便没有把握了。就因为我的信仰是这样模糊，所以我便不能有一个坚确伟大的希望，自然也就舍不掉这世界上的虚荣和名誉。但在那几十天的时间中，我清楚明白了我的主不但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而且他的身体确实是在三日后复活，出离了坟墓，四十日以后又升到天上。我更开始看见一件我从前未曾注意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将来还要照他所应许的话从天上回来接他的门徒，那时候那些睡（死）了的圣徒都要从坟墓里复活，得着荣耀不死的身体，被主接去，同时那些还活着的圣徒不经过死，也要改变、成为荣耀不死的身体，和那些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接到主那里去，永远与他同在。其实这些真理一向都是清清楚楚的记在圣经里，这本圣经在我的手中已经有多年。我不记得有没有读过这些记载，我只知道我对这些事没有任何印象。就好像这些经文的上面都盖上了一层纸，这时候忽然有一只手把这层纸揭去了一样。有一位属灵的著作者设了一个很适宜的比喻，他说 ，“神的一些应许正像用隐墨水所写的一样，只有放在苦难的火焰上去烤的时候，它们才能显露出来。”就是那几个月中间所经过的苦难的火，把这些宝贵的应许对着我烤出来了。
我既知道了这些应许，便立时把从前所恋慕追求的一些世上的虚荣名誉看作粪土。我也明白了要去作神的工并不需要入神学，最要紧的乃是用工夫去读圣经，并且要受神的训练和造就。因此我便把以前打算入大学、入神学、及到英国去留学的计划完全放弃。我只求神给我一个较长的时间，把圣经多读几遍。感谢神，不久他便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机会。
我有一个表兄，那时在陆军第十三师的军医院里作军医长。他们的军医院在西苑，他住家就在颐和园北墙外大有庄内。有一天他来看我的母亲，他对我的母亲说，「姑母，我听说我的表弟患了精神病，这真是一件极可惜的事。不过这种病也不是没有希望好的。要紧的是使他心中快乐。你们千万不可斥责他、反对他。要顺着他的心理，说他喜欢听的话，慢慢他的神经会复原的。」他又说，“我可以请表弟到我家中去住些日子，我们夫妻二人可以慢慢劝导他。”以后他来对我说，“表弟，我知道你素日最喜欢游山玩水。我住在万寿山旁边、山明水秀的地方，好不好请你到我家中来住一些日子，游玩游玩？你愿意念圣经，就在我那里念。”我听他说的这些话，认为是神给我开了道路，便接受他的邀请，在3月16日离家到他那里去。到那里以后，表兄与表嫂都劝我不可不顾世界的享受，他们的意思是要用委婉的方法使我离弃我的信仰和我所事奉的主。我却劝他们快些悔改信主。结果两方面都没有成功，我未曾接受他们的劝告，他们也没有接受我的劝告。谈了几次以后，我们便不再谈了。
大有庄真是一个好地方。站在庄外就可以看见西山，出了庄口向南走不远，就是松树畦，那里有几百株松柏树，还有一道长的土冈，往西一直通到青龙桥街，冈上也长着不少松柏树。走过青龙桥街便是青龙桥了。桥的下边是一道河，从南往北流过去，河水清得可以见底。顺着河往上走，便是颐和园的后门。过了青龙桥往西南走，便是静明园，园里便是西郊胜境之一的玉泉山了。从青龙桥街往北走，便可上到一座小山上面，山上有一块长圆的巨石，形似一只卧虎，所以那座小山名叫卧虎山。（另一个说法是说，那座山的形状好似卧虎，未知二说孰是。）出大有庄向东南走，经过一条极清澈的小溪，再向正南，便是颐和园的正门。
我到大有庄的日子已经将近春分，正是草木萌芽春暖花开的日子。我每日清早起来，便拿一本圣经走到卧虎山上跪在巨石旁边祷告，以后就坐在巨石上读圣经。日间就走到河边，坐在石头上读圣经；读得疲倦了，就欣赏河内游泳的小鱼。日落的时候，就坐在河边眺望远山的晚景。也有时走到附近的茔地内，去读经默想。天气好的时候就上到较高的红山顶上去唱诗祈祷。有时遇见乡人就同他们讲福音。我那时读经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方法是把一卷书从头至尾细读一遍；另一个方法是查考一些重要的题目。从3月16日到大有庄，至6月21日返城内，其间回家六次。实际住在乡间共有62天，那62天如同入了一次短期圣经学校。在真理上总算有了相当的进益。
5月28日曾得老友陈子诰先生自沧县来信，大意说，他听人传说我患了精神病，他对这种传说半信半疑，要我给他回信，详细报告一下我的近况，我因为素日敬重他的信心、见识和人品，又因为手中还有十几圆钱的积蓄，便有意到沧县去同他谈谈。因此就在6月27日离北京，经天津往沧县。次日同他作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我说，他确实知道我不但没有患精神病，而且是蒙了神的大恩。7月3日他嘱我在沧县城内礼拜堂讲一次道。那是我蒙召以后第一次在礼拜堂中讲道。那天的讲题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七月五日离沧县回到北京。七日的旅行，使我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得安慰，是因为我几年来敬重的良友承认我确是蒙了神的特恩；得勉励，是因为在沧县的那一次讲道实在感觉到神的同在、满有能力和权柄。这次的经验使我对神的选召和使命更加确信不疑了。
9月19日得陈子诰先生来信，大意说，夏天我那次在沧县讲一次道，很多人受了感动，现在沧县的中西同工都愿意邀我到沧县再作几天工。23日又来了一封信，仍是催我前去。我在祷告以后，接受了他的邀请，便在9月30日离京赴沧，先后在沧县、盐山县、和献县的乡间，作工三个多月。到了1月下旬，因为信仰，与教会的西国领袖发生冲突，便在1922年1月26日离开沧县，回到北京家中。这三个多月作工的经验使我知道神不但选召了我，而且赐给我恩赐和能力为他作工。当时我揣想他不久一定要交给我许多工作。不料神却把我关在家中，除了家中的琐事以外，什么事工都不给我作。这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我不明白神为什么选召了我却不使用我，我尤其不明白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种最令我难堪的环境中。我已经是二十二岁的人，不能供养母亲，还要在家中吃母亲的饭，这实在是我不应当作、而且不忍作的事。我尽力想减轻母亲的担负，但我没有路可走。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藉着得奖金供给自己入学的费用。当我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伦敦会资助我读书。当我教书的时候，我可以藉着收入的薪金维持自己的生活。姐姐在一个学校里教书，可以维持她自己的生活。家中十来间房子出租所得的十几圆租金，就归母亲自己使用。母亲不但不要我们的钱，而且还拿她收入的房租给我们用。我们也尽力为母亲买些吃的东西或用的东西。我们母子三人都过着独立的生活，同时也都彼此相顾相爱。可是这时我却成了母亲和姐姐的重担。自然母亲和姐姐甘心给我饭吃，不过我却不能这样忍心长久累着她们。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我只有在家中作各样劳苦的工作，服事母亲和姐姐，减轻她们一部份担子。因此我每天早晨起来洒扫院于和屋子，到街上去买菜回来烧饭，吃完饭，刷锅碗，洗衣服，补袜子。母亲看见我作这些事，心中实在不忍，便催我赶快去寻觅职业，增加家中的收入，好雇一个女仆来作这些家务。有时我软弱下来，想找一点事作，却找不着。有时别人来给我介绍职业，我又坚决不肯去就，只等候去作传道的工作。作这些家中的琐事日子一久，心中便不免烦躁起来。我怪罪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我似乎对神说，“从前我定志作政治家的时候，你一定召我去传道。如今我接受了你的呼召愿意去传道，你又使我整日作这些劳苦卑微的琐事。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难为我？”我向神讲理。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有时我苦痛得不愿意活下去。也有时我一面操作，一面生气，甚至把东西摔在地上。有一天我读出埃及记，看到摩西被神带领到米甸旷野、牧羊四十年的事迹，我忽然明白过来，知道人生中许多最宝贵的功课是从苦难卑微的事工里学出来的。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便死心塌地、殷勤忠心的去作这一切家中的琐事。扫地、擦桌、烧饭、刷碗、洗衣服、补袜子，我都尽心竭力的去作，而且要作得尽美尽善。我那时明白作这些琐事与传神的道是同样的重要，也有同样的价值。又知道如果这些琐事作不好，将来传道的工作也一定作不好。到了最后我竟学习到一种地步，认为如果神使我一生就作这种卑微的琐事，我也从心里说“阿们”。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岁决心顺服神要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作大布道家。及至我在家中作了三四年劳苦的工作、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后，我连作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感谢神，到了这个程度，他才开始把他的工作交给我。
1922年1月26日由沧县回到北京以后，那一年就一直困处在家中那间小棚子里，每日除了作这些家庭中的琐事以外，便抽些时间研读圣经。1923年的前半年仍是这样。1923年7月31日离北京，乘京汉路车到元氏县，下车转往我的一个学生的故里赞皇县城的内地会主领八天的聚会。14日会毕，经过元氏、正定两县，往行唐县，预备到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石天民家中去，不料19日到了行唐县城内就开始患病。休养了几天，越来越重，便在25日带病返京。到京以后病更转重，直到9月下旬才痊愈。以后仍继续留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经，一直到年终。
1924年3月4日经人介绍，被邀偕同本城各教会约三十多位中西传道人赴南苑军队中布道六天。那是我第一次与各教会的中西传道人共处。所见所闻的事，实在令人疾首痛心。虽然那些传道人中也有很少数的几位给我的印象还算不错，可是大多数的人实在不配称为基督的仆人。六天布道的结果，据说有二十多人受洗。我从各方面观察，发现那些报名受洗的人中间，真诚悔改信主的实在是少得可怜。当他们大家热烈筹备要在11日举行施洗盛典的那一天清晨，我因为不忍目睹那一种可哭的情形，便乘进城的大汽车返城了。那几天工作的经过，使我更认识了中国教会的腐败、虚空、贫穷、可怜，也更激发了我为神作工的热诚。
6月3日离北京外出工作，先后在天津西董家庄、沧县、萧张镇等处讲道。7月2日离了萧张，经过德县往济南去，看望一位通信数月、彼此渴望见面的弟兄，在他那里住了十二天，双方都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7月15日由济南到天津工作数日。24日又赴沧县小住六天，31日回到北京。8月30日离北京赴德县，在公理会与伦敦会合开的教会领袖聚会中讲道。听见一个不信基督的传道人大讲混乱圣经真道、败坏听众信心的言论，心中激愤不安，经过长时间恳切的祷告以后，放胆在聚会中把他所讲的一切错误都一一指正出来，因此惹了那些与他同类的人的怒气，以致他们向我大肆辱骂和攻击。这是我公开与教会中的恶势力宣战的第一次。感谢神，他率领我在基督里得了胜利。9月2日再到沧县工作十几天，18日回到北京。
这次从外面回来以后，仍然留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经。正在这时候，家中外院住的一家邻舍迁走，空出两间房子来，我因为这时自己有一点收入，可以补助家中一些用度，便同母亲商议，把这两间房子让给我用。因为那些时候常有人到我这里来谈道查经，我本来住的一间棚子太狭少，不敷应用。母亲答应了我，便在10月4日从一间小棚子里迁到两间屋子里。从前在小棚子里住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常到我这里来查经，后来又有一位少年人参加。到这时候房子的容量加大，可以容纳较多的人，10月18日开始在新房子里聚会，便有三个人参加。25日的聚会有五个人参加，以后每星期六聚会一次，到的人有时更多，有时较少。从12月24日起，又增加每星期三的查经会，第一次三个人参加，第二次六个人到会。我在北京传道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1924年中也开始写几种小册子印刷分赠。那一年中出版约有四种：计有《一件极重要的事》、《恶世中的呼声》、《基督徒与偶像》、《基督的十字架》都是六十四开本的。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 1925年的春季，工作大大展开，这些事我要留在下一章里述说。这里我要述说一些1921至1924年间我在信仰上的转变。当我从保定被逐回到北京以后就到为我施浸的朱先生所在的那个聚会去。那个教会以前叫“信心会”，那时已经改名为“神的教会”。那里的领袖是一位挪威国的老人，是作工程的。那里聚会的人数，多的时候有二十几位。他们没有礼拜堂，只是在那位老人的会客室中聚会。那位老人不会讲什么，每次聚会总是说，“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不离开罪不能见主，人不圣洁不能得救。”这位老年人像其他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一样的主张不说方言便是没有受圣灵。他也主张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他却接受新西兰一个信徒所讲的，说在亚洲的第一日实在是第七日，因此在亚洲各国家中的信徒应当以星期日为第七日的安息日，欧美各国的安息日却是星期六。他不信人一经悔改信主使可得救。他认为世上没有那样容易的事。他主张一个人信主以后必须追求圣洁，直到他完全离开了罪，才可以得救。他教训人离罪的方法更可笑了。他把新约里所记的种种罪恶列出一张表来，一共八十三样，把这张表挂在屋子里，教人每天念这些罪恶的名字；他说，这样作慢慢就能离开它们，成为圣洁。此外他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他却讲不明白。跟随他的那一小群信徒差不多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有的人只能念圣经，有的人连字也不认识。我才一到他那里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是新鲜的，倒也有一度对他们很倾心，但日子一久，我这颗饥渴的心便感觉不能满足了。讲不圣洁不能得救的人所有的人生并不圣洁，那些说方言的人所说的方言渐渐也使我发生了怀疑。守安息日的事也不过是讲讲而已，实际就没有几个人真能彻底的去守。至于那些奇奇怪怪的道理，更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了。
我虽然对这个老人和他所讲的道理不能满意，有一点，我却与他的见解相同，就是那种“不圣洁不能得救的道理”在我认为是十分合理的。我从十四岁信主以后，便有一种强烈恨恶罪恶、羡慕圣洁的心志。我每逢自己犯了罪以后，便痛悔自责；每逢看见别人犯罪，也疾首痛心。我看见教会中充满了各样罪恶，就义愤填胸。我不信这些终日活在罪恶中的信徒们能得救。我恨罪，因此我断定，不离开罪、不成为圣洁的人绝不能得救。我既有这种信仰，心中便常不得平安，因为我发觉我还没有完全离开罪，我还不够圣洁，当然我不敢说自己准能得救。我信主耶稣能赐给人永生，我盼望主来接信他的人，但我自己究竟能否得救？我却没有把握。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信徒说他已经得了救，我一定斥责他为大胆狂妄。我既没有得救的把握，当然常常战兢恐惧，恐怕一生信主结果仍是被主弃绝。我那时候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只是在西乃山下面战栗徘徊。
那位挪威老年人所住的院子里还住着一位瑞典国的老年人，名叫毕胜道。他常常讲因信得救的真理。他和那位挪威老人所讲的道完全是相反的。他住一间小屋，穿着很不整齐的衣服，吃很苦的中国饭。他是一个很贫穷的外国人，而且常患着病。我因为看他年老无依，常去看望他，希望给他一点安慰，他就顺便对我讲一些因信得救的真理。我起初不能接受，但他所引证的一些经文渐渐在我心中作起工来。到1923年的春季，我的思想开始改变。那年2月27日在日记中写了一篇祷告文说：
“在天之恩父钦，仆今深知世人于尔前无一义者，更无一事可以自夸。本诸罪罚皆当死亡。惟尔施恩宏溥，遣尔子耶稣代赎人罪，使凡信之者皆得白白称义。仆今后不复追求赖行称义，惟愿完全接纳吾主耶稣之宝血，赖吾主为仆之救赎者。仆又愿以被赎之身心完全奉献于父前。仆既为重价所赎者，则此后之生皆不复为己而生，乃愿完全为父及吾主耶稣而生。今祈父赐特恩，赐圣灵充满仆衷，使仆今后完全接纳吾主耶稣于仆内行作万事，一生所夸惟吾主之十架。更祈尽去仆之骄傲错误，使仆毕生行于光中。愿父旨成于仆身，父名在仆得荣。皆奉吾主耶稣之名。阿门。”（1923年2月27日日记。）
对因信称义的真理彻底明了的那一天，日记中有以下的记载：
「我罪污如何洗去?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我心病如何能愈?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暮于室中歌耶稣宝血一诗，心甚有感。歌之数遍，又歌耶稣受死之诗数首。十架之工斯际于予心乃十分清晰。顿觉千钧重担乃于十字架前完全脱落。快愉莫名，高声祈祷，颂美神恩。”（1923年3月9日日记。）
完全明了这因信称义的真理以后，在信仰上可说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幸而神在以前没有为我大开工作的门，否则把道理讲错了，可怎么收回呢?从那时以后，我便不再多与那位讲律法的老人来往，同那位帮助我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老人来往却渐渐多了起来。那年六月间他介绍一些英文的阐道小册子给我，嘱我译成华文，并代那些出版小册子的圣徒们每月转给我十几圆钱的馈赠。我帮忙这种工作有二十三个月之久。直到1925年4月底才放下。毕君也在那年11月间因病去世。
我因为守安息日的缘故，听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是守安息日的，便引他们为同志，在1922年的春夏二季中到那里去聚过几次会。可是去了几次以后，所得着的不过是失望，因为他们除了几样特殊的讲法以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满足我心灵中的需要，因此以后也就不去了。我从1921年直到1926年都主张守安息日。但后来我发现使徒在书信中竟没有一次教训外邦的教会守安息日，我开始对这种主张发生疑问。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祈祷与查经，我明白了神并未曾吩咐外邦的圣徒必须守安息日，至于称第一日为「基督徒的安息日」更是人的遗传。关于安息日的问题，我曾印了一本小书，名字是「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么?」在这里我就不再多叙了。
关于说方言的事，当我受浸以后约有一年多之久，我接受五旬节派的道理，并且也那样传讲，就是说，“一个信徒受圣灵必须说方言，因为说方言是受圣灵惟一的凭据；凡没有说过方言的信徒就未曾受圣灵。”有些人作见证说，在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怎样得着极大的力量，怎样自己约束不了他们自己的舌头，好像有一种能力支配着他们的舌头，因此说出他们自己所不明白的言语来。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我发过一些自己所不明白的声音，原因还是由于上文所说不住的喊叫「哈利路亚」那种祷告。到今日我认为那是一种机械式的方言。起初我还没有什么疑问，到后来看见听见许多人说那一类的方言，渐渐引起我的疑问。有些人说方言的时候只有一两个单纯的音调，就如有人只说「吧、吧、吧、吧」；有人只说「搭、搭、搭、搭」；有人只说「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总是这个声音。请问这如何能叫方言呢?就是天使说话也不能用一两个音表达许多意思阿！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自己祷告的时候从来不会说方言，他们在那些不注重方言的聚会里也从来不能说方言，只有到了注重方言的聚会里才能说方言呢?更有一件使我感觉奇怪的事，就是许多人的行为、生活非常不好，可是他们祷告的时候仍然说方言。1921和1922两年间，我看见一个青年人，他的性情凶暴残忍像一头野兽。他虐待他的母亲和妻子的情形令人看了皆裂发指。他还有种种的恶行，使人无法承认他是基督徒。可是他一跪下就能说方言，而且他所说的还不只是几个单纯的音，他所说的真像一种语言一样。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又看见许多真诚信主、热心事奉神的圣徒，其中有的人生活敬虔，满有主耶稣的香气，也有的人为主作工大有能力和权柄，但他们却未曾说过方言，难道他们没有圣灵么?我再查考圣经，便发现每一个基督徒在真心悔改信主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有神的应许为这事作见证，比人所不明白的那种声音更为可靠。因着这一切的真理和事实，使我放弃了我在受浸以后所接受的那种教训。
我在那几年留在家里读圣经的时候，完全把我从前在教会里所听见过的道理抛开，只是查考圣经。凡是圣经里所有的，我都接受；凡是在圣经里面不能找出来的，我都抛弃不顾。凡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我没有一样不信，同时我也不愿意信一样圣经里所没有的道理。我不曾读过圣经注释。我最不欣赏那种书籍。我今日讲道和治理教会都以圣经为惟一的准则。我不愿意接受一点教会的遗传和人所制定的规则，我更不能与任何背道犯罪的事妥协，我也绝不对抵挡神的人让步。我因此离开了我从前所隶属的教会，我也与上文所说的那个教会断绝了关系。我在那时还不知道神怎样用我为他作工，更一点没有意思要起始一个新的工作。不料神竟一步一步的引领我走到今日这个地步。他的作为真是奇妙！连我自己回想起来，也不能不感觉惊奇呢！
追述一下二十多年以前的经历，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在那个时候却是饱尝了无限的辛酸，吃尽了诸般的苦味。有些时候真觉得度日如年，有些时候苦得甚至想要求死。逼迫、反对、笑骂、侮辱、误会、伤心，种种的滋味都一一的尝了再尝。谁想到那一切都成了今日的益处呢?以前我只是念诗篇上的话，现今我经验过了这些话：
“神阿，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六十六10-12）
1948年12月3日
第四章 坚城铁柱铜墙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一7-8）
“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一17-19）
坚城、铁柱、铜墙，都是坚硬的东西。都是人力所难摧毁的东西。一个人若往这几样东西上撞，只有他自己受损伤，他却损伤不了这些东西。神立耶利米作先知，吩咐他去为神传话，去责备犹大人的罪恶，在那些怙恶不悛的犹大人看来，耶利米明明是与他们为敌，与他们作对。这些人不只是平民，而且有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这些人是有权柄的、有地位的、有势力的。耶利米与他们反对，从人眼中看来，无异乎以卵击石，自取祸败。但因为神差遣了他，使他作坚城、铁柱、铜墙，所以他们要攻击他，却不能胜他。他们攻击他，正像以血肉之躯去撞坚城、铁柱、铜墙一样，因为神对耶利米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听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这几句话，我们可以说耶利米就是神的代表、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己不到民众那里去，他差遣耶利米去作他的代表，作他的使者。神自己不发声对民众说话，他立耶利米作他的口，替他说话。悖逆的百姓不乐意听神的话，因此他们要攻击耶利米。但神既设立他作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然要保守他，拯救他。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耶利米虽然几次面临危险，到底没有遭遇仇敌的毒手。作神的先知是最荣耀的事，也是最艰难危险的事，同时又是最安全稳妥的事。为神拣选、被神设立、作他的代表和他的口的人有福了。
我感谢神，他把他交付耶利米的使命交付了我。他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吩咐我去说他要我说的话。他看见了教会的腐败黑暗与世界上的情形相差无几，他便差遣我去向世人发呼声，也差遣我向教会发呼声。他吩咐我把世界与教会中的黑暗、腐败、邪恶、不义都宣布出来，并且招呼他们急速悔改。他也使我从各方面看见了世界与教会中的种种罪恶和那些可僧可耻的事。当我要去替他说话以前，我感到恐惧胆怯。我知道若是毫不留情的责备罪恶，势必招来恶人的反对攻击。当我这样作的时候，也果真遭遇了这种攻击。我也有多次胆怯畏缩，想要闭口不言，但我忍受不住。我经验过了耶利米的苦处：“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二十8-9）说了便遭遇人的反对讥笑，不说心中又忍受不了。结果还是必须去说。感谢神，他使我越说胆量越大，勇气越增，能力也越加添。他使我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他对耶利米所说的话，“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就凭着神的这些应许，我放胆斥责了世界的种种罪恶和教会中许多背道的事。不论是世上有金钱势力的人，或是教会中有声望地位的人，我都毫无顾忌的责备他们，劝他们悔改，劝他们离弃他们所行的恶道，劝他们归向神。
今日的教会中不但充满了许多罪恶和背道的事，而且教会的领袖对这些事都是讳莫如深。教会的领袖们对他们同人的恶行也照多年官场中“官官相护”的作风，彼此代为遮盖掩饰。如果有不信的人指责教会中的罪恶，传道的人便说那个人抵挡真道，与神为敌。如果有信徒指责教会中的罪恶，传道的人便说这个信徒骄傲自大，批评论断弟兄，失去了爱心。教会中有罪恶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最可悲的事便是教会中的领袖对于他们本身和教会的罪恶不但不承认悔改，而且文过饰非，乃为遮盖。在这种情形当中，忽然有人起来放胆直言，大声疾呼，把一般教会的领袖们所不愿说、不肯说、不敢说的那些教会中的腐败黑暗和传道人与信徒的劣迹恶行都宣布出来，焉能不招来他们的仇视和反对呢?
按人事说，一个人若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教会的罪恶，一定要到处遭遇排斥和反对了。不过神要使用一个人，给他开了门，便没有人能关。加以教会虽然腐败，但多数的教会中仍有敬畏神的人和为教会的罪恶叹息痛心的人。因为有这两个缘故，我所传的信息虽然惹恼了许多怙恶不悛的传道人和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但工作的门仍是到处大大敞开。二十四年之久，神引领我走过全国二十八省中的二十四省，在三十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我每次被邀到一个教会中讲道，都准备只去这一次。那就是说，不论听众喜欢听或不喜欢听，我必须把神要我传的警告和他所要我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如果惹起他们的怒气，他们必定不再给我去第二次。当然我不是故意去惹他们的怒气。神绝不喜悦我们存着挑战的心去攻击别人。我所以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罪恶和背道的事，是因为我看见这些事便疾首痛心，不能忍受；另一个缘故是因为神的使命临到了我。我深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去讲，我便有祸了。我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意招来神的震怒。说来也真希奇，我到许多地方去讲道，本来就预备只去一次，不料他们竟请我去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第五次。这证明了各地教会中还有不少敬畏神的人乐意去领受神的呼声。当然也有一些教会听我讲了一次道以后便起了极大的反感，看我好似毒蛇瘟疫一般。他们对我所下的评语不外乎“骄傲自大，是己非人。”或说我“喜好批评论断，揭发别人的短处。”最普遍的评语就是“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其实他们所说的骂人，就是说我责备许多人的罪恶和不义。如果我们展开圣经去读，我们便发现古代的先知都曾这样责备过人，而且他们责备的比我更加严厉。就是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也曾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人的罪恶，我们若仔细读一遍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便知道我所说的是真实的了。
有一些为神作工的人本身是敬虔的人。他们看见了世界上和教会中间那许多的罪恶，也感到疾首痛心，他们却不敢直言无隐的把这些罪恶都说出来，他们更不敢责备这些犯罪的人。原因就是他们怕得罪人，怕触犯人。也就是因为他们怕得罪人，所以他们才得不着人。只有那些不怕得罪人的人才真能得人。我们毫不留情的用爱心责备人，那些人若不肯接受，必定要因此恨恶我们，仇视我们，与我们为敌。但那些人受了我们的责备，若在神面前痛心悔改，他们必定十分感激我们，敬爱我们，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感谢神，因着这二十多年的工作，我在北京和各省得了一些真挚亲爱的朋友，也树了不少对我咬牙切齿的仇敌，那些人不惜用最恶劣的言语批评我，毁谤我，攻击我，正像那些爱我的人不惜为我舍弃一切一样。我在两次患重病的时期中，看见许多圣徒那样对我关心，听见我的痛减轻一些，就喜得眉飞色舞，听见我的痛转重一些，就愁得短叹长吁。有些圣徒清早起来，就急忙跑来讯问一下我的痛状，然后回去作他们的事工。他们尽他们所有的力量帮助我，想使我快些痊愈。只要我说出一样想要吃的东西，他们不惜跑多远的路，出多大的代价，去给我买了来。记得有一次我在济南患极重的泻泄。有人送给我两瓶崂山矿水，我在病中喝了觉得很好。一位弟兄听说这个消息以后，赶快去买。他走过了许多商店以后，才从一家买到他们所仅有的六瓶。六瓶矿水不是什么大不得了的东西，那位弟兄的热情和真挚的爱却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说，只有用诚心待人、敢向人进责备规劝的诤言的人才能得着真实的朋友。作神家中忠心的仆人，作勇敢为神说话的先知，虽然不免受许多痛苦、逼迫、误会、毁谤，但他们从神所得的赏赐却比这些更多。除了在天上他们要得大赏赐以外，在世上他们也要得着许多真诚爱他们的人。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话，“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太十九29）。神的仆人若怕得罪人，不敢把神要他们说的话都说出来，不但群众要受损失，连他们自己也要受极大的损失。
今日世上那些不信的人需要听神的警告和呼召，今日的教会也同样的需要。神给我一种使命，吩咐我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他也给我一种使命，吩咐我招呼教会里面的人悔改离开恶道。今日大多数的教会实在是可怜到了极点。许多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礼拜堂在那里矗立着。里面有着良好的设备、舒适的座位、悠扬的琴声、音调和谐的唱诗班、钢制的十字架、雪白的蜡烛，“牧师”穿了黑色的礼服，佩着美丽的长带子，念着精装的公祷书，作着词句优美的“说教”，“教友们肃敬立着唱诗，安静坐着听讲，伸出手来把钞票放在捐钱口袋里面。这些在神的眼中看来，却像一个失去蛋黄和蛋白的蛋壳一样。有人喜欢吃生鸡蛋，他们用针在鸡蛋的两端扎两个小孔，留一个孔进空气，把嘴对看另一个孔用力吮吸，直到蛋黄和蛋白都吸尽，以后把这个空了的蛋壳再放在盘子里。从外面看来，仍是一个完整的鸡蛋，实际却是只剩下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蛋壳。今日世上许多的教会也是如此。只有神的眼睛和那些明白神的心意的人的眼睛能看明白今日教会的空虚。教会只有外面的那些东西，但神向教会所要的圣洁、公义、诚实、慈爱、信心、盼望，都早已宣告破产。教会中的领袖为虚荣服务，教会中的工人为薪金传道。大多数的“教友”加入教会，若不是因为别有希图，便是随声附和。传道人为要多收教友，好增加教会的捐款和名册上的人数，不惜大量的收容各色各样的人加入教会，并不详细查考他们的信仰如何，生命如何，品德如何。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中便充满了虚伪、欺诈、谎言、假面、贪婪、私弊、倾轧、排挤、仇恨、嫉妒、结党、分争、淫乱、污秽、以及种种可憎可耻的事。世界上种种的罪恶，教会中不但样样都有，而且还另外加上两样大罪，就是明知故犯和假冒为善。许多不信的人就因为看见教会中这一切的罪恶，不但不能信主，而且还亵渎神的名。许多幼稚软弱的信徒就因为发现教会中这一切腐败和黑暗，以致绊跌仆倒，失去信心。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因为看见圣殿中有卖牛、羊、鸽子的，和兑换银钱的，便大发义怒，用绳子作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去，又推翻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如果他今日再来到地上的教会中，我不知道他所发的怒气比那时要加几倍！
不用提一般的信徒，只看看那些传道人罢。好的固然不能说没有，但大多数都是以传道为养生的工具，以玛门代替了神；看见财物便把信仰和真理完全丢在背后；为得财物不惜说谎，不惜欺骗，不惜舞弊，不惜营私；为得财物与同人争吵凶殴，与亲友法庭相见，不但不顾神，不顾信仰，不顾良心，就连脸面也不顾；在富贵的人面前胁肩谄笑，丑态百出，不惜奴颜脾膝，摇尾乞怜。每逢有一两位在社会中有地位、有金钱的人到教会里来，那些传道的人对这些人所表现的态度，真令人为他们羞得面红耳赤，他们自己却在那里得意洋洋。再看许多传道的人奔走于贵人的门前，匍匐在富者的阶下，谄媚官僚，巴结财主；甲有了钱财势力就捧甲，乙得了地位尊荣就捧乙，丙上了台再向丙献殷勤，丁走了好运再去高举丁。近些年来国内有一些贪污腐化到极点的官僚，只因为他们有金钱势力，又在教会里受过一次洗，便被教会看作稀世之珍，请他们作董事，请他们题字，请他们演讲，同他们募捐。旁观的人已经因此把教会看得一文不值，当事的人却以为这是无上的光荣。传道的人不顾节操廉耻到这种地步，焉能不使神受极大的羞辱呢?
我们常听见不信的人称传道人为“洋和尚”。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侮辱传道人的话。但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许多传道人的生活和工作，便觉得这种说法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许多传道人没有奉神的差遣，没有从神来的使命，不能大声疾呼、招呼犯罪的人离开他们的罪恶，叫他们逃避神的震怒，不能把福音传给人，不能把人心灵中所需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不能把人从黑暗痛苦中救拔出来，不能使痛苦的人得解救，不能使伤心的人得安慰，不能把人当走的正路指示他们，不能作众人的导师，不能作群羊的牧者，只是敷衍了事，主领几次聚会，讲一些不关痛痒的道理，到时候从教会支取一些月薪，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与和尚在佛堂里敲敲木鱼，宣宣佛号，从施主手中得些布施，到办丧事的人家中念念经，超度一下“亡魂”，以后取得一笔念经费去维持生活，有什么分别?如果传道的人不能对人类、对教会有真实的贡献，只是藉着传道去维持生活，这种人不但不能称为神的仆人，而且适足以称为社会中的蠹虫。世界上有他们也不多什么，没有他们也不少什么。我们希望这种传道人快些辞去传道的工，去找个职业作，还不失为一个在世上有用处的人。如果他们再这样弄下去，被不信的人称为“洋和尚”倒是小事，在神的面前要受神的斥责，那才是一件严重的事呢！
在西国人主持的教会中另有一种可哭的现象。西国传道人既掌握着经济的全权，许多人便竭力迎合他们的心理，借此可得一些好处。中国传道人只要能讨得西国传道人的欢心，便不愁保不住自己的地盘。说来也真希奇，越是假冒为善、口是心非、擅长谄媚逢迎的小人，越能博得西国人的欢心。那些梗直忠实、不曾逢迎、不屑于献媚乞怜的正人，最不易得西国人的任用。结果是什么呢?有品格、有节操的人不是被排挤下去，便是洁身远引。教会中所留下的只是一些奸妄奸佞小人。他们一面在西国人面前曲意奉承，一面在信徒面前作威作福。这般人在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已经弄得信用破产，人格扫地，正像社会中那些贪污的官吏一样。但西国人都一意信任他们，倚重他们，看他们为最忠实的同工。若有人对西国人进些规劝提醒的话，西国人立时便说这个人是嫉妒他们，给他们说坏话。有些西国人受着这种小人的玩弄，到死都不醒悟。在我国内西国人主持的教会里多数都有这种情形。
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既是这样腐败邪恶，一般信徒们自然更难希望比他们好多少。这种情形不止几处教会，不止几个地方的教会，也不止几个宗派，全国的教会中多数都是这种情形。我是从小就在教会的环境里长起来的，又在教会的学校里读了十年书，我认识了北京各教会里面不少的传道人和「教友」，我更深知道北京各教会的情形。从我在二十多年前开始到各地教会中去作工以后，我更看见了全国各处教会的情形。如果我把我所见所闻各处教会里的丑恶的事实记述下来，可以印成一本小书。在神面前我不敢说一无谎言。这些情形不用说一个敬畏神的人看不下去，就连不信主的人当中那些比较有品格、有道德的人看见，也会疾首痛心的。教会在世上的见证是这样不良，我们怎能希望福音广传呢？
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中有许多未曾信主的人被接纳进来。以我这二十多年在全国各处详细观察的结果，我敢确实的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了生命的人绝没有一半。如果能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我就认为是不少了。当然这是一个平均的数目。有些教会的根基立得好，传道的人也忠心，这种教会中真实信主的分子自然就比较多。若是教会的根基立得不好，传道人不忠心，那个教会里的假信徒自然就特别多。说起来真可叹，有些教会里面虽然有许多“教友”，但真实信主有生命的信徒少得令人不能相信。我说的并不是推测的话，乃是我多次亲自证实过的。这种教会根本就不是教会，不过是伪善份子的集团罢了。这种教会不可救药，属神的人只有从其中出来。
我们若详细分析一下各处基督徒加入教会的动机和经过，便知道情形复杂得很。福音传开了，各地都有少数因听道受感、悔改信主的人，但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别的动机而加入教会。其中有些人是为希冀得着金钱的济助、或其他物质方面的好处。有些人是为在教会或教会附设的事业里谋得饭碗，或是为要保持自己在教会中已经获得的地盘。有些人是为要同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有些人是为要讨信主的上司或主人的欢心。有些人是为要作教会中的买卖，有些人是为要敷衍信主的亲友的面子。有些人是为要获得教会里的资助好去读书。有些人是为要托信主的亲友寻觅职业。有些人是为要从基督徒得些周济。有些人是为要在教会里交交朋友，出出风头，在唱诗班里唱唱诗，在圣乐队里奏奏乐。还有些人是因为顺从父母的命令，虽然自己不信，但不愿意违背双亲的心意。还有些人在无知无识、还作小孩子的时候就被父母抱到礼拜堂里受了洗。另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加入了教会。平常我们听见人说全国有几十万基督徒，上文所说的这种种的人实在占了大多数。调查表里的数目只是在教会里受洗和受浸的人的数目，并不是基督徒的数目。只有诚心悔改、信主耶稣、得了新生命的人才是真基督徒，其他加入教会的人只好称为“教友”而已。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知道全国有多少基督徒，不但准确的数目没有人知道，就连大概的数目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今日不只需要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我们照样需要对教会里面的许多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怎样常遭遇反对和逼迫，对教会里面的人传福音也照样会常遭遇反对和逼迫。
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加入了教会的人都是基督徒，不过有热心与不热心的分别而已。其实主要的分别还不是热心与不热心，乃是真信了主没有。不热心的信徒还有办法，至于那些根本未曾信主的“教友”，如果他们不肯悔改信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些人不热心也许害处还小一些，如果他们未曾真实悔改信主，却发了热心，那一定会演出许多可怕的现象，使教会腐败的速度加快一些。如果这种人作了教会的领袖，担负了传道的工作，他们一定成了假先知、假师傅、混乱了神的福音，毁坏了整个的教会，使神的名受了极大的羞辱。今日中国的教会就是如此。（其实全世界的教会又何尝不如此，不过我们处在中国，只论中国的教会而已。）因此我认为许多“教友”和“传道人”需要和不信主的人同样的认罪悔改、信靠基督。只有这样作，教会的前途才有希望，教会的景况才能改善。但这种办法正是许多“传道人”和“教友”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说这话是侮辱他们，诽谤他们。他们不但不悔改，而且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罪。他们说他们在“受洗入教”的时候就已经信了主。他们说他们没有犯什么罪。纵使你指出他们的罪恶来，他们也会像扫罗那样遮盖掩饰，往别人身上推诿。如果教会的领袖是这种人，你便不用希望这个教会再能改善，就只有离开那里了。
今日许多离经叛道的教训流行在教会中，主要的原因也在这里。教会中既然有许多不信主的传道人，他们还有什么道可传呢?愚笨一些的只好传一些他们自己所不信的道理，聪明一些的便把圣经中许多的真理和事实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去曲解谬讲。他们说，神不过是宇宙中的大智慧、大能力，是世界上的真、善、美；耶稣不过是世界上最完美、最高尚、最理想的人物；耶稣所行的奇事不过是门徒在他死后，为要将他的道理传开，不得不假设的一些记载；耶稣的死乃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最高表现；耶稣的复活乃是他的“精神不死，感力常存；”耶稣再来掌权乃是象征着普世上的人类都信服了他；天国降临乃是我们在地上用基督的教训来建设理想的社会。他们当中最狡猾的人把信徒所信仰的圣经真理和这些曲解圣经的说法都学上一套，见了真信主的人便讲前者，见了假信和不信的人便讲后者。因为教会中有许多不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所以才出现这种背道的教训；因为有这种背道的教训，不信主的“教友”也就越发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腐化的速度便一日比一日增加了。
教会既充满了罪恶，又加上这种背道的教训，我的责任便更加重了。一方面要攻击罪恶，一方面还要攻击这种背道的教训。攻击后者要惹起撒都该式的“不信派”的反对，攻击前者要招来法利赛式的“伪善派”的恶感。“不信派”说我“迷信”，那些“伪善派”又说我“骂人”。因此我便成为这些人的箭靶子了。我不怪他们与我反对，因为我先与他们反对，正如耶利米“与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一样。但我一点不因此畏惧退缩，因为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他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当1921至1924年间，我在家中一面作劳苦的工作、一面读圣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神要怎样用我为他作工。那几年间虽然也曾有几次到外面几处教会作了一点工，都不过是很短的一个时期，以后仍返到家中来学习。我没有想到会被邀到各省教会中去工作，我也没有想到要建造一个会堂，我更没有什么一定的工作计划。那时我只是认为应当殷勤忠心作那摆在前面的小本分罢了。那时我明白了一个真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十六10）。因此我在家中无论作什么卑微的工作，我都竭力作得尽美尽善。我打扫屋子的时候，总要打扫得十分干净，不容屋子里再有丝毫的尘垢。我作饭的时候总要作得十分可口，不容菜饭有一点滋味失调。我洗濯盘碗衣服的时候总要洗得十分清洁，不容上面再遗留少许的污秽。写一封信总要写得整整齐齐，小而至于贴一枚邮票，也要贴得端端正正。那时我并没有要作大工的希望。（在我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时期曾有过，但在二十一至二十四岁之间，这种高大的心志已经完全被神消除了。）我也不知道将来神有什么工作要交托我。出乎我意料之外，1925年的一年内，工作的门竟大大敞开，北京的工作在一个短时期中发展到应接不暇，不久外面又敞开了工作的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5年1月和2月上旬，在我家中每周有两次聚会。一次在星期三，一次在星期六。局会人数多的时候到十个人，少的时候仅两个人。2月10日我被一位姊妹邀到全城各教会妇女联合会去讲道。那个会是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会堂开会。那次轮到鼓楼西长老会。到会的人有几十位。我那天讲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节，真葡萄树的比喻。会毕有一位容貌快乐和善的老太到前面来同我谈话，询问我的姓名住址，又问我在哪一个教会讲道。我回答她说我在自己家里讲道。她说她听我讲道很受感动，承认我是神所召选的人。及至她听说我是王子厚先生的儿子。她说她认识我的父亲，不过在义和团乱事平定以后她再没有听说我们全家的消息。她说她非常快乐能见看我。这位老太太就是潘维周夫人郑素英女士。那时候北京各教会的领袖们多数都看我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惟有她独具只眼，认识我是神所特选的人，这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和勉励。从这时起，她时常向她所认识的信徒介绍我，她既是全城各教会所钦佩敬重的人，当然她的介绍很有力量。从那时我家中聚会的人就逐渐增加。2月中下旬增到十三四个人。3月初增到二十几个人。我所住的一间半小房子已经感觉狭小。那时潘老太太又邀我从3月6日起每星期五在她家中领一次会。4月初参加我们聚会的一位于老太太提议，说她家中有宽敞的房屋可以容纳许多人，邀我每隔一周星期日下午在她家中讲道一次。我答应了。第一次的会是在4月5日开的，到会约有七十多人。她家的会一共开了四次，每次到会的人都拥挤得很。那时本市有好几处教会也邀我讲道，平均差不多每日都有聚会。我那时在城内各处奔跑颇觉劳累。4月24日有几位圣徒送给我一辆脚踏车，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便利，使我可以节省体力又节省时间。5月下旬因为将有南京之行，于21日、22日两天在潘宅开两次特别聚会，第一次到会的人将近一百，次日超过一百人。5月27日离北京南下往南京。
这里我叙述一下我赴南京的动机与经过。在1921与1922那两年间我的心非常火热，同时也自视很高。那时似乎觉得国内信主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热心爱主、更明白真理。及至1923年，我经人的介绍，开始订阅南京出版的灵光报以后，才知道国内还有其他热心爱主的圣徒，以前狭窄的心胸才开始扩大，这也是因为以前我在北京很难得遇见敬虔的圣徒的缘故。从1924年起，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到南京与那里的几位圣徒有一些属灵的交通。1925年春季开始在灵光报投稿，并与该报负责的两三位圣徒通信。有一次与那里两位圣徒在信中提到这个意思，他们来信欢迎我去。因此在5月27日的早晨搭乘京浦通车南下，次日晚十时到浦口过江，十一时乘了一辆马车进南京城。当我坐在马车中的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幼稚的孩童，渴望多受神的教训和造就。
到了南京以后，在几天之内见到了好几位久想晤面的圣徒，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和勉励，同时也被邀在两处礼拜堂和两个学校讲道多次。6月1日在一个聚会中因为我不肯有一点敷衍模糊，一定要十分真诚的表示自己的信仰，遭遇一位老年信徒的误会和攻击，因此又引起其他信徒的误会，使我的心中受了极重的打击，当时真感觉痛苦到极点。以后才明白这件事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一个青年人刚一出来作工的时候，如果一切的事都顺利亨通，没有打击和患难，他便会骄傲狂妄，自高自大，而且把一切的事都看得十分容易，再不知道天有多么高，地有多么厚，他便很容易陷在魔鬼的网罗里，从一个很高的地步跌落下来，直跌得头破血出，骨断筋折。我到南京以后，很受一些圣徒的重看尊敬，不知不觉心志就有些高大起来。正在这时候，神就藉着别人的误会重重的击打了我一下。如果没有那一次打击，一直就那样下去，真难设想后来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了！我真感谢神，因为他选召我，也修理我，他使用我，也管教我。“耶和华阿，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诗九十四12）
在南京一共停留了十四天。因为从南京到杭州不过只有一天的路程，又因为我从作学生的时候就常听说杭州西湖的风景是多么美丽，因此想趁便到杭州游览一下。在离南京以前有一位信主的姊妹托我中途在沪杭路上的嘉兴下车小住，以便与她那不信主的丈夫谈话，我答应了，因此预备先到嘉兴，后到杭州。6月12日上午七时四十分乘沪宁路车东行。第一次在江南旅行，沿途美丽的风景使人心旷神怡。下午四点多钟到了上海北站。我买的是南京嘉兴的通票，因此出了这个站台便直奔那个站台。不料因为南京来的车慢了十几分，及至我走进那个站台，由上海到嘉兴的沪杭路区间车已经开行。我那时没有多少乘车的经验，不知道火车开行了是不能被旅客喊住的，又因为情形紧迫，心中焦急，也顾不得思想，便一面自己扛着行李追赶火车，一面大喊“站住，站住。”说也奇怪，那位站长看见我这种情形，竟把手中的红旗一挥，火车就慢慢的停下来，站长对我喊着说，“快上，快上。”我就一跃跳上了火车。到今日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火车开动以后是绝不曾为迟到的客人停下的。如果今日我遇见这种情形，我绝不向已经开动了的火车喊“站住”，当然我也绝不能上车。我想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也是这样。我们信，我们求，连那些不可能的事也能成就。但我们不敢信、不敢求的时候，便总不能得着了。
那天下午七时到了嘉兴，在那里住了三天。16日离了嘉兴，乘火车往杭州去。先去看一位主里的弟兄。本想到旅舍小住几日，承他挽留我住在他那里。次日往游西湖。22日去拜访一位主内的长者李静谦女士。承她介绍会见了天水桥礼拜堂的牧师刘德森先生夫妇。26日刘先生来看我，邀我到他的礼拜堂讲道，我允诺了，便在28日到那里领午前和午后的聚会。会毕那里的一些信徒约我接连开几天会，因此次日又去讲道。会毕刘先生约我到他家中小住，又接连讲道三天。7月3日再往嘉兴，在那里讲道十天。14日由嘉兴往上海，预备往福州去看一位通信许久尚未晤面的弟兄，不料在旅舍中竟患起病来。在极痛苦当中，想到北上返京路途太远，病体恐不能支持。忽然想到杭州刘先生夫妇待我是那样和善慈爱，不如赶快回杭州去，因此便在17日乘沪杭车回到杭州。到杭以后过了几天，病痊愈了，自22日起至8月2日在天水桥礼拜堂讲道十二天。8月6日离杭至上海小住，15日乘宁兴轮往福州，这是我第一次乘海轮旅行。17日到罗星塔住四日，在福州住一日，22日搭乘原轮北返，24日到上海。28日离上海经镇江，改乘内河小轮北上淮安，应该处教会的邀请前往讲道。次日到淮安，自30日至9月7日共开会九天。9月7日午乘小轮返镇江，过南京，乘津浦路车北上。11日到德州小住三天。14日乘车返北京。这次外出共三个月又十八天。
回到北京的第六天得杭州的信，邀我在10月间到杭，领一周各教会的联合聚会，经过两日的祷告，复函允诺10月18日在杭聚会。自23日起恢复北京三处的家庭聚会。每周三次，星期日在于家，星期三在我家中，星期五在潘家。本打算在10月15日南下赴杭，但那时候因为江浙二省发生战事，北京到杭州的铁路已不通车，无法南下。21日起家庭聚会再开。24日一位相识的人劝我乘海轮南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27日赴天津，次日乘新铭轮南下。31日到上海，随即乘晚车赴杭。自11月4日起在信一堂开全城各教会联合聚会七天，12日起在崇德县工作一天。16日赴嘉兴工作六天。25日返杭州。27日起在冯氏女校讲道九天。12月7日往诸暨。自9日起在诸暨讲道八天。17日离诸暨，次日返抵杭州。从那日到年终都在杭州停留。 1926年1月4日应常州两个教会的邀请，在那里开会共十三天。自20日至24日在苏州监理会女传道会讲道五天。26日往上海，在圣保罗堂与天安堂讲道共十天。2月8日返杭州小住半月。23日赴上海，应沪北堂的邀请，自24日在美华书馆礼拜堂讲道十七天。3月13日返杭州，小住休息。18日离杭往南京工作。自21日至4月4日，对南京各教会信徒讲道半月，除每日两次聚会以外，又应几个学校的邀请，每日上午前往讲道。身体过于疲乏，末后几天力量不足，胸部作痛，最后一天病转重，竟不能领末后一次的聚会。4月5日被一位老年的圣徒接到家中休息了几天。12日离南京过上海，返杭州小住半月。29日到沪，预备北上，因为津浦路已经久不通车，5月4日搭华山丸轮船北上。6日船泊青岛，游青岛名胜。8日下午到天津，10日返抵北京。此次外出共6个月又14天。
从5月10日回到家中以后，再开家庭聚会，每星期六在我家中聚会，每星期五与星期日在潘家聚会。只开了十一次会，因为早已应许6月间到绍兴去开会，因此在6月初又南下了。
6月1日离北京到天津。3日乘通州轮南下，6日到上海，当晚赴杭州。8日乘汽车赴绍兴，自9日起在内地会与圣公会讲道共十二天。21日上午游大禹陵，下午启行回杭州。22日往松江，工作两天。次日往上海，自23日至30日在内地会讲道八天。7月2日返杭州，自7月7日至16日在天水桥夏令会中讲道十天。21日应一位圣徒的邀请，离杭州往莫干山小住十八天。在山写成「基督的新妇」一书。8月9日下山返杭州，10日离杭往江阴，自11日至18日在江阴讲道，20日离江阴到常州小住六日，26日到上海，27日返杭，小住九天。9月6日往上海，在闸北堂讲道十六天，后又在几处礼拜堂与一个学校讲道并写成「受苦有益」一本小书。10月5日由上海返杭州，在杭住二十二天，在几处礼拜堂和学校工作。10月27日往苏州，在两处学校讲道七天。11月3日离苏州到上海，在三处礼拜堂讲道若干次。16日往嘉兴工作五天。22日返杭。24日在杭州与刘德森先生的次女景文小姐订婚。25日往常州工作七天。12月3日到上海，4日返杭州。13日离杭往苏州，在浸会堂讲道七天。21日往上海，23日离沪，乘沪宁车过南京，换乘津浦车北上。27日回到北京。这次外出一共6个月又26天。
1925与1926年共三次在江浙工作。时间都相当长久。因为那时北京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几处家庭聚会都是当我回来便开会，当我出门便停止。灵食季刊也尚未出版。家庭中的情形也不妨碍我的远行。母亲方过六十岁，身体健好。姐姐在一个学校教书。从1925年9月起，有几位圣徒为我家中雇用了一个女仆，代替我服侍母亲。这一切情形都使我可以放心在外面工作。及至1927年出版了灵食季刊，我便不再能太久停留在外面。到了1930年的秋天，北京的聚会改为长久性的以后，北京的工作更增多、也更重要，我每年出外的时间就不容易超过半年了。
1925与1926年三次江南的停留，除了作工以外，也学习了许多。我幼年的时候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信主以后靠着神的恩典在品德上虽然略有进步，在处世作人上知道的事情却实在很少。旅行的时候住在旅舍。被邀请讲道的时候受教会的招待，大多数是住在圣徒家中。会见各种不同的人，遇见各种不同的难题。许多的时候真不知道怎样应付。因此常常觉得无所措手足。幸蒙神的恩典使我处处学习，事事留心。一年半之间在各方面总算有少许的进步。就是根据这种学习来的经验，后来写成了那一册《信徒处世常识》。因此这一年多的时间实在是少半作工，多半学习。感谢神，他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不但自己得了好处，也能帮助许多别的人。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在讲道上有了进步。我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圣经的时候，只是注意查考圣经中每卷每章中的话语。有的时候遇见一两节不能明白的经文，一时得不着解释，心中便感到很大的苦闷，甚至因此再不能往下读。我那时认为将来为神作工必须明白全部圣经，必须会讲解全部圣经，因此特别注重圣经中的知识。及至开始作工以后，我看见了群众的需要，也看见了教会的情形，更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所分给群众的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我的思想便逐渐在那里变化。我渐渐了解群众最需要的并不是圣经中的知识，乃是需要藉着神的话发生信心，以后再藉着神的话活出圣洁、敬虔、像基督的那种生活来。如果这两件事不能作到，纵使讲道的人把全部圣经都讲得清清楚楚，听道的人也把全部圣经都听得明明白白，也不过是造就出来一群法利赛式的基督徒而已。我那时开始明白一个合用的传道人必须先在圣经上立下坚固的基础，追求一种敬虔圣洁的生活，以后再用心读书，读事，读人；多知道世上一切的罪恶不义，多明白人心的诡诈邪恶，多了解人类的痛苦与需要，多查考社会中的世故和人情，多留意宇宙间种种的现象并事物；这样他才能随时随地照着各人的需要，给他们最适宜的帮助。有了这种觉悟以后，我便多注重斥责世界上和教会中的罪恶，多注重讲到向神悔改、信靠耶稣，也多注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我清楚明白了一个基督徒无论怎样热心祈祷、用功读经、殷勤聚会、奔跑传道，如果他不能活出像基督的生活来，他不但不能荣耀神，而且还要使神受羞辱。我感谢神，他使我看见许多信徒确是因着领受这些生活中的教训在德行上有了进步。
当我二十一岁在家中开始受磨炼、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度把许多的书都捆起来预备焚烧。那时我认为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必读。过了些时候我感觉到有些与信徒的信仰和德行有益处的书可以读。及至我开始到各地作工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若想要帮助人，领导人，必须先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背景，知道他们的苦痛，知道如何帮助他们解决人生中一切的难题。要明白这一切的事，实在不只需要多读书，还需要明白各样的事，也需要认识各样的人。因此我便提倡「读书，读事，读人；」所以我这二十几年来总是存着一个学习的心去作工。直到今天，我还觉得不明白的事很多，应当学习的事也不少。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神学院读过书，而我却一直在神所立的神学院中学习，到现在还未曾毕业。我上面说，作工的头两年是一面学习，一面作工，实际上直到今日还是半学习，半作工，不过在头两年中所学习的特别多些就是了。
1927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年春季开始出版灵食季刊，外面的工作也特别繁忙起来。2月下旬应国内布道会东三省协进部的邀请，往东北十几个地方讲道。2月24日离了北京。乘京奉路车东行，这是我第一次出山海关到东北去。先在开原工作四天，以后在法库四天，沈阳东关六天，新民三天，北镇三天，锦县三天。因为出版第一册灵食季刊，有许多事需要自己经手，所以在3月26日回北京，停留了几天，付印了第一册灵食以后，在4月1日再出关往东北，在营口工作四天，在大连五天，金州五天，旅顺五天，海城四天，辽阳六天。这次原定的行程本来还有南满一处，北满两处，布道会协进部忽然决定下余的三处聚会不开，所以到此截止。5月2日回到沈阳小住三天。5日应营口教会的邀请到那里讲道二十一天。27日回到北京。这次到东北共计在十二个城市工作，除了大连、金川、旅顺三处是信义会以外，其他约九处都是长老会。东北的教会一向是关闭的，大多数在真理上都不清楚，对于救恩的福音更不了解。教会中热诚信主、忠心传道的工人数目很少。各教会、学校、医院等等的事业虽然不少，真正属灵的工作却是少得可怜。在几个地方同一些信徒和传道人谈谈，令人感觉教会荒凉得可怕，使人不敢信那是基督的教会。我作完了工离开东北以后，教会里面对我起了种种不同的反响，有人说听我讲道得了极大的帮助，也有人说我讲道好批评人，好骂人。有些人盼望我再往东北去，也有些人坚决反对再请我去讲道。无论如何，死气沉沉的教会从那时确是被搅动起来了。
6、7两个月停留在北京。我家中和潘宅两处的聚会还是照常。每周在潘宅聚会两次，在我家一次。8月9日应邸如春女士的邀请，到北戴河海滨小住半个月。9月15日第二次赴东北工作。这次是应东北长老会的邀请，到九处讲道。计在吉林八天，长春六天，榆树县七天，营口八天，法库九天，新民八天，北镇县六天，锦县八天，沈阳西关八天。九处安排的会都完毕了以后，又被沈阳东关邀往讲道八天，再后应凤城信义会的邀请，到那里作工八天。末后又往新民两天，并在沈阳东关留七天，于次年1月13日回到北京。这次几处的工作比第一次出关在各地讲道的时间长得多，所以能在每次聚会中把圣经中重要的真理多讲一些。因着这些日子的工作，东北的教会很显见的起了极大的变动。以前是大家都在那里不冷不热、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传道人没有重要的真理和信息讲给众人，一般“教友”们也混混沌沌的到时候“作作礼拜”。谁也不去过问还有什么罪应当承认悔改?谁也不用心想一想基督究竟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能为他们作什么?谁也不注意他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及至神的角声一吹响，有些人醒过来了。他们开始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和败坏，开始认识了基督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开始真实归向了他，信靠了他，得着了他所赐的新生命，同时另外一些人没有这种觉悟和认识，没有这种悔改和转变；于是这两种人便很自然的分别出来。在不明白真理的人看来，素日平静无事的教会忽然起了风波，认为我是给教会惹起了纷扰；然而那些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却承认这是神在他的教会中动了善工。1927年是东北教会转变的一年。那年夏天长老会关东大会中曾为邀我到东北讲道的事起过剧烈的争辩。有不少传道人反对我，主张再不可请我去讲道，也有人认为亟需要邀我再去。结果后者得了胜利，所以我才有那年秋季第二次东北之行。感谢神，拣选我，使用我，使我能在这宝贵重大的工作中有分。
1928年2月1日应保定西关长老会的约请前往讲道。那天距我被赶逐离开那里已经有七年零二十六天之久。那天我到那里看见一切的情形都与七年以前相差无几，而且那天满地的白雪也与七年前我离开保定的时候相同，独有我内心的情形与我整个的人生与七年前离保定的时候相比，无异换了一个世界。此外还有一点大不相同的，就是七年前被人驱逐、惭愧伤心的离开了那里，那天却被迎接来到那里讲道。因此一到那里心中便发生无限的感慨与谢恩。那时我觉得我所遭遇的有几点很像古时约瑟所遭遇的。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那次在保定工作八天，以后回到北京。2月17日到溪县工作四天，因患腹泻返回北京。自3月上旬患病，10日卧床不能起来，以后一日比一日转重，到4月中旬方痊愈。5月在北京工作很忙。
6月1日应沈阳东关教会联祷团之邀，离京出关，自3日至9日在该处讲道七天，9日晚离沈搭南满路车南下。11日自大连搭海轮往上海，13日过上海，当晚到杭州，在杭小住十几日。7月1日由上海搭海轮往厦门，转往泉州，自6日至15日在闽南为各教会领袖与传道人所开的大会中讲道十天。13日晚餐毕方出食堂，被在院中踢球的一个学生无意中一球踢中腹部，多日以后才得痊愈，因此泉州会毕后原定厦门的工作便不能履约了。17日离泉州过厦门小住，19日晚乘海轮北上，22日到上海，23日到杭州。
8月8日在杭州与刘景文小姐结婚。自13日到23日在杭州度市街长老会讲道十四天。31日偕妻离杭到上海，小住数日。9月9日与妻搭轮船往青岛，自13日起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和济宁路浸信会堂讲道二十一天。10月7日至12日在胶州工作六天。15日偕妻乘海轮离青岛，18日返抵北京。自从与妻回到北京以后，家中便开始发生我绝未曾意料到的苦痛，我尝到了我以前没有尝过的滋味。如果在以前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家中会发生误会分争，我一定会回答他说，在我的家庭中绝不会有这种事。这一切经过我预备以后另写，所以在这里不详细叙述。这长时期的试炼帮助我又明白了许多事理，也增加了我许多经验。
1929年1月18日再被邀往保定讲道，在西关长老会六天，又被邀到南关公理会工作六天。2月2日返北京。8日离北京往沈阳，在东关教会讲道八天。以后到大孤山信义会工作三天，到安东信义会工作十天，过凤城留一天，后往营口讲道六天，3月14日回到北京。4月20日再离北京赴东北，在绥中工作三天，锦州七天，兴城四天，沙后所一天。5月9日起在吉林工作七天，以后到盖平工作六天，过营口留半天，25日回到北京。
6月27日南下往安徽怀远，自30日至7月7日在夏令灵修会中讲道。8日乘小轮溯淮河上航，到寿县工作五天，17日返回北京。当7月11日我正在寿县工作的时候，小儿天铎生在北京道济医院。8月12日又到沈阳东关讲道半月，以后到大石桥工作八天。9月7日至15日在信义会大会中讲道九天。（地址在凤城县）。19日回到北京。
10月1日离京，经津浦、胶济二路往高密。自10月3日起在一高密瑞华浸信会工作十二天，在胶州工作九天。在铺集瑞华浸会年会讲道两天。自30日在青岛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讲道十四天，以后到胶州大辛踵（村名）工作四天，再后往平度工作七天，即墨六天，潍县六天。12月15日回到北京。计1929年共外出工作六次，全年在外约8个月左右。这一年内在外面工作所到的省分是河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五省。
1930年1月7日偕妻与幼儿南下省视岳父母，乘火车经青岛，换船往上海，转往杭州，14日到杭。去岁整年疲劳，到此略得休息。2月1日离杭，过上海、南京，往安徽宿县，4日到宿，工作六天，以后往徐州工作九天，22日返抵上海，在上海两处广东礼拜堂讲道共九天，得机会与真光杂志主编张亦镜先生来往多次。张先生在教会文字工作上曾有过特别的贡献，尤其是在为真理争辩这一点上。我读过他的著作，但不认得他。他在1929年读了灵食季刊，便写信给我，我们就开始有了信函的往来，到这时候彼此才有了观面的交通。不幸这第一次的交通也成了我们在地上最后的交通，因为张先生不久得了病，以后越来越重，回到两广休养，最后病重逝世，我们二人便再没有见面。3月4日由沪返杭，13日偕妻与幼子离杭到沪往苏州。18日离沪乘轮船北上，22日回到北京。
4月8日晨离北京东行，9日晚到哈尔滨，在哈讲道八天，以后到黑龙江绥化工作八天，望奎六天。5月6日回哈尔滨小住三天。9日离哈，本预备前往扶馀工作，及至夜间在陶赖昭下火车以后，因为冰雪溶化，汽车停开，不得已改往吉林，在吉工作十二天。27日离吉，次日到沈，当晚与翌晨讲道两次，29日离沈，次日返抵北京。
6月10日离京，乘京绥路车往晋北大同，在大同内地会讲道七天。19日乘长途汽车南下，过雁门关。当汽车行近雁门关时，远远看见残破不整的长城。入雁门关，群峰拱立，中间一条窄路，地势绝险。汽车盘旋在山道中，越走越高。到了极高的山顶上，举目远眺，景象万千。到太和岭略停，以后逐渐下行，晚七时到太原。20日由太原到平遥，住两日。23日乘汽车南行，当晚宿霍县，次日到临汾，住两天。28日到新绛，住五天，讲道数次。7月2日乘骡车往城西数十里外山上八宝宫，开传道人夏令灵修会七日，每日在会中讲道。10日离山返新绛，当晚到侯马候车，11日乘汽车往洪洞，在洪洞讲道6日。21日返北京。
北京的家庭聚会从1927年秋我第二次往东北工作以后便停止下来。因为我家中地方狭小，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潘老太太也迁移了住所，不便于聚会。因此到1930年夏季，北京的家庭聚会停顿已经将近三年之久。从我自山西回来，因为看见各方面的需要便决定在热天的期间先在家中院子里开几次会。聚会的时候把家中所有的椅于都拿出来仍不够座，只好连支搭床铺的板凳也都用上，就是这样，还是有人坐在地上。这样的会一共开了九次，我便外出作工，会又停顿下来。9月15日离京往西北，次日到归绥，在那里开会十一天，28日回到北京。10月1日，与那年春季开始认识的葛嘉先生Mr. A. Kok 谈话，他听见我家中聚会地址狭窄的情形，便提议请我们到他所租的房子里聚会。我因为与他们夫妇相识已经有九个月之久，知道他们的信仰和人生都与我很相合，经过祷告以后，便接受了他的建议。在10月12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在小报房胡同四号开了第一次的会，那天到会的约有一百五十人。10月19日开过第二次的会以后，我便又外出了。
10月20日出关往四平街。预备四平街会毕以后再住别处去。不料方开会两三天，身体便软弱患病，虽然支持着工作下去，但病一日比一日重起来，勉强工作了七天。29日离四平街，次日回到北京。经过了十几日的调治休息，渐渐的痊愈起来，便暂时留在北京工作。11月19日又增加了每星期三的查经班，从这时起每周便有两次定期的聚会。这两次的聚会都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基督徒会堂落成。12月23日往张家口，在协力公会讲道五天，29日返北京。
1930年全年外出工作五次，离北京约有6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是安徽、江苏、吉林、黑龙江、山西、绥远、辽宁、察哈尔。
1931年1月13日离北京出关，往吉林省西部扶馀县，15日晚在大风雪中乘长途汽车由陶赖昭到扶，在那里工作十天。以后到哈尔滨工作十二天，到吉林工作十一天，到沈阳工作十一天。3月6日回到北京。
3月27日往济南，在济工作六天，以后与齐鲁大学几十位信主的同学往兴隆山聚退修会二一天。4月8日返京。那些日子妻身体软弱患病，经医生诊查，系肺部不健，肋膜有水，在这时家中又发生误会。妻的痛转重不能作适宜的疗养，我的心苦痛得不能形容，但因为外面的约会已经到期，不能不前往工作，只得忍着心出行了。
5月1日离北京，次日夜间到青岛，在上海路礼拜堂讲道八天。11日经潍县乘汽车往黄县，在黄工作七天。19日晚赴烟台，转往东北，被烟台教会坚留讲道四次。21日乘小轮渡渤海，次日到大连，换乘南满路车北上，经长春、哈尔滨，于24日晨二时到齐齐哈尔，在齐工作十一天。6月4日离齐，乘洮昂路车经洮南、通辽、打虎山，换北宁路车入关，6日到北京。
6月27日再往山东，这时因为妻的痛更重，亟需休养。黄县的几位圣徒愿意接她到那里休息，所以送她到黄县小住。先到天津，乘小轮到烟台，再乘汽车转往黄县，30日到黄。我自己在7月2日离黄，经潍县、济南、蚌埠、往怀远，5日到怀。次日开始在那里夏令会中讲道，会共七天。会期中淮河水涨，先上岸，继增高，再后城也被浸入水中，教会的礼拜堂、医院、学校、都在城西的西门冈山上，所以还没有妨碍。每天都看见大批城乡的居民逃到山上来避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水灾的惨状。13日乘帆船离开西门冈。来的时候乘的是汽车，走的时候还是原来的路，却改乘帆船，可以想见水势的浩大。沿途看见房屋树木都浸在水中，深的地方到一丈多。当日下午由蚌埠乘火车北上，因为途中有几日的空闲，顺便到曲阜一游。14日晨在曲阜站下车，换轿车行十八里进城。先游城中孔庙，看见了孔子手植的桧树、孔宅故井、藏经鲁壁，大成殿，大成殿前的石柱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又参观了碑林。以后又游半毁于炮火的颜庙。最后出北门游孔林、孔墓。次日北上过泰安，在浸信会讲道三次，复乘车过济南，东行经潍县，回黄县，因为沿途劳累，天气炎热，病了几天。
从7月21日起，在黄县工作了十几天。8月7日离黄往烟台，在烟台讲道十五天。25日乘小轮到天津，换车返京。在京停留了一个半月。10月10日再往山东。由天津乘轮船往烟台，13日到蓬莱，自当日起在那里工作八天。21日回到黄县，小住两日，24日往掖县工作八天。31日妻携小儿由黄来掖。11月2日偕妻与子离掖县，乘汽车赴潍县，换胶济车到益都，住一夜，次日讲道两次，下午便离益都到济南，在商埠中华基督教会工作八天。11月13日离济南住滕县，在华北神学院工作十一天。25日离滕，过武进，小住二日。28日与妻携子到杭州岳父家。这时候妻的病因着在黄县几个月的休养已经见好了不少，就决定暂不北返，在杭多休养一些日子。这时候我因着多日的疲劳患起扁桃腺炎来，病了半个多月才转好。12月18日只身离杭，到沪小住三日，21日乘车北上，23日到北京。计1931年全年外出五次。在外约有8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有吉林、辽宁、山东、黑龙江、安徽、浙江。这一年中妻患重病，在家庭中忍受看严重的试炼，我的心中也受到相当的痛苦。幸而妻的痛到年底已经转好。
1932年1月在北京除了每周家庭聚会以外，还被邀在亚斯利堂讲道一周，在道济医院讲道一周。2月8日离北京到鲁西济宁，在浸信会工作八天。20日到海州，在海州工作十一天。3月6日起在扬州工作十二天。21日返京，在京只停留了十几天。4月8日又离京经济南、潍县往黄县，自12日起在华北浸信会神学院作短期讲课十六天。30日往烟台，讲道三天。5月6日乘汽车往潍县，换乘火车往济南，南下往南京，换乘长江轮船西上，10日到汉口。11日上午因为候车得半日暇时，到武昌，登蛇山，游黄鹤楼。下午乘粤汉路车南下往长沙。次晨过汨罗江时，想起三闾大夫屈原的故事。十时到长沙。在长沙一共停留十七天，每日午前先后在长沙圣经学校、循道会、长老会、内地会等处讲道。每日午后在东牌楼循道会对全城信徒讲道。会期中间休息一天，游岳麓山。30日离长沙返汉口，次日乘京汉路车北上，6月3日到北京。
6月17日离北京，次日到郑州，19日在郑讲道毕，乘陇海路车到开封，工作七天。28日离开封，往尉氏县乡间张市镇。路过历史名地、中国四大镇之一的朱仙镇。镇已凋敝不堪，徒有其名，镇内尚有岳庙，建筑壮丽。在张市讲道六天，7月3日晚返开封。次日往郑州，在郑州讲道七天。12日北上，次日到北京。
8月7日离北京往牯岭，乘京汉路车，到邯郸站的时候因为路轨被水冲毁，原车折回北京。次日改道津浦线南下。10日由南京搭江轮西行，12日到九江，登庐山，到牯岭灵修会所。自当晚起在灵修会讲道十天。23日会毕由原路北返，26日到北京。
9月下旬应广州浸信会的邀请，南下赴粤工作。21日乘京沪通车往上海，24日到杭州。会见一别九个多月的妻与子，在杭小住二日。28日由上海搭乘芝巴达号轮船往香港。30日船到台湾基隆港上货。因为上海有瘟疫，搭客不准登岸，只得在船上远眺山港美景。10月3日到香港。当日乘港九路车往广州。在广州停留一个月零六天。先后在培正中学、培道女中、水母湾兴华教会、浸信会广肇联合灵修会、东山浸信会、八约礼拜堂、河南堑口浸信会、培贤女子神道学校，基督徒灵修院等处工作，11月9日离广州往香港，在坚道浸信会讲道九天，最后两天患头晕病很重。19日离香港搭轮船往澳门，在澳门浸信会讲道三天。澳门地方不大，但有五多：赌局多，烟馆多，当铺多，妓楼多，白鸽票店多。真可说是诸罪丛薮，众恶聚处。市内有两处有历史价值的地方：一处是十七世纪初年所建筑的一座罗马教堂的遗迹。这座大堂在多年以前被火焚毁，但正面的墙壁和刻像仍然完好，墙壁顶上竖立着的一个十字架也没有损坏。柱石上刻有1602字样。可知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另一处是新教会第一位到中国来的传道士马礼逊先生的坟墓，墓在Protsetant Church and Cemetery园中 。墓上只有很简单的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Robert Morrison,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字样。22日返香港，次日乘法国邮船Aramis回上海，26日到沪。28日回到杭州，在杭小住半月。12月13日偕妻与子离杭过沪北上，16日抵京。从妻离京到黄县与杭州养病，到回北京，已经将近一年半之久了。妻的体健已经大见好转，我自己这半年多却屡次患头晕，经医生诊查，说是血压过低，又患贫血。12月下旬左眼患虹膜炎，几乎失了明，到次年1月下旬才完全痊愈。
计1932年全年外出共五次，在外有七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山东、江苏、湖南、河南、江西、广东、浙江几省。这一年的9月中旬老友陈子诰先生因脑溢血在天津逝世。我与陈兄相交有十六、七年之久。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候我不过只有十五、六岁。他看我是一个热心有希望的青年，我敬重他的道德学识。我们虽然平日相离几百里路，很少有机会见面，在灵中却是知心的好友。当我为要受浸在保定被逐出校以后，他是第一个了解我的人，也是第一个向人为我作见证的人。可惜在他逝世以前的几年信心不坚，工作也失去了目标和能力，心中多有怀疑和苦痛。当他逝世以前不多些日子曾两次到北京，亲口告诉我这些事。我也恳切劝告他应当向神求复兴，不可再这样拖延下去。7月底他还在我家住了三天。9月13日晚间九时半，他离开我家中的时候还说希望不久见面，谁想到就那样别离了。当我10月4日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才得着他去世的消息，那一夜就没有睡多少时候，以后接连看几天精神不能正常，一方面想念老友，另一方面因为在他刚逝世以后竟没有得着半点消息，以致未能前往送殡，引为一件极大的憾事。在主里彼此知心、能够互相扶助的好友是神珍贵的恩赐，忽然失去了一个，焉能不心中痛苦呢?
1933年的春季，北京的工作有了新的开展。因为我在广东的时候，宋尚节先生来北京讲道，有许多人悔改信主，也有许多信徒得了复兴。他在临走以前介绍信徒到我们的地方来聚会。及至我从广东回来以后，便发现我们聚会的地方已经感觉太小。不久借到隆福寺街五号社交堂的房子，从2月19日移到那里聚会。4月23日又移到新租的前炒面胡同甲二十三号的房子里聚会。那所房子后院是五间北房，拆通了可以坐到将近二百人，院子里还可以容纳一百人上下。聚会既有了较为宽大合适的地方，到会的人数也增加到三百人左右。每周聚会次数也由二次增至四次。
4月1日到7日在济南齐鲁大学学生中间作工七天，以后回北京。5月3日又离北京南行，过南京、镇江、往江苏泰县作工八天，在扬州讲道七天，在镇江领会七天，6月1日回到北京。10日我们中间第一次受浸的六位圣徒在西郊颐和园外的河中受浸。6月16日再外出往河南郑州，在浸信会工作八天。26日离郑东行，经徐州、蚌埠，往怀远，在学生夏令会中讲道七天。后往宿县，在宿工作六天。7月10日离宿县北上，11日到沧县，拜谒老友陈子诰兄的老母亲，次日去看子诰兄的坟墓，并在沧讲道一次，当晚到天津小住两天，14日返抵北京。7月30日到8月13日在北京开第一次夏令讲道会半个月。此后每年夏季都有十天或半个月的聚会。
这年春季有一个可笑的谣传，说我在南京一个礼拜堂中讲道的时候忽然患病，跌在讲台上便断了气。这个谣传似乎是从山东起始，往北过了渤海，传到辽宁、吉林、黑龙江，往南传到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华中的各省。有许多人从各处写信来讯问这件事。有一些人写信给灵食季刊社，又有一些人写信给我的妻子，讯问我健康的情形如何，请给他们一封回信。有些人在信中说听见我去世的消息，讯问是否真确。一位弟兄从沈阳拍电报给北京一位弟兄，电文说，「王明道死，确否?电复。」有一位弟兄寄来一张支票给我的妻子，作为给我治丧的赙仪。有一位弟兄写信来安慰我的母亲，并且请她把我去世的详情写给他，因为他们预备在哈尔滨给我开追悼会。烟台一位姊妹写信给北京一位姊妹，说她听说我跌死在讲台上，请她来到我家打听这件事。过了一两天，她又来第二封信，述说她先听见的是谣传，后来听见了真情，乃是跌在讲台上昏了过去，不久又苏醒过来了。一位弟兄听见这个消息，把我从前送给他的像片挂在墙上，看着像片哭。一位姊妹赶快搜集旧存的灵食季刊和我给她的几封信，把它们收藏起来说，“好好收着这些东西罢，今后再听不见王明道讲道了。”又有一对夫妇听见这个消息一天没有好好吃饭。这几件事都是后来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亲自告诉我的。还有许多人为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祷告，求神安慰她们。另有几位圣徒在那里筹划怎样赡养我的老母、寡妻、和幼子。这一年中所听见的可笑的消息多极了。没有人能在生前知道他死后的情形。那一年我竟有这样一个好机会能知道一些，这真是很难得的经验，也更使我知道事奉神真是上算的事 。
8月23日应美以美会妇女传道会的邀请到天津讲道五天。9月2日岳父母由杭州来北京，小住十八天，20日南返。北京的工作自从移到新租的房子里聚会，便日见繁忙起来。10月应东北信义会的邀请，往普兰店信义会大会讲道。九日离北京到塘沽，十日由塘沽乘轮船东行，次日清晨到大连。11日往普兰店，当日开始讲道一共八天。19日到金州讲道三天，以后到大连三天，旅顺三天。28日到营口讲道六天。11月4日到沈阳工作八天，离沈后到吉林讲道六天。以后过长春、沈阳，稍作勾留；24日回到北京。12月1日又往山东，经济南到青州，在青州工作十天。回来的时候到济南，与齐鲁大学信主的几十位同学聚会一日。14日到北京。
1933年一共外出工作六次，在外面有四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河北、辽宁、吉林。本年中北京的工作移到自租的房子里聚会，开始有人受浸，工作也特别进展。因此也就使外出工作的机会减少了。
1934年北京的工作更加繁忙。2月下旬应上海清心堂的邀请，23日南下，从25日起在清心堂讲道十二天。会毕到杭州小住四天，3月16日回北京。31日往济南，自4月1日起在南关讲道九天，以后到周村工作九天。20日到泰安，休息了几天，23日登东岳泰山游览。从25日起在泰安讲道九天。5月6日起在潍县讲道九天。15日返济南讲道两次。18日回到北京。由济南回北京路过天津的时候，有天津基督徒布道团的负责人十几位到车站接洽，要求从速到津开会。因此回北京的次日便又往天津，在天津讲道十四天。这十四天的会因为布道团没有固定的地方，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开的。6月4日回到北京。
6月21日乘京汉路车往河北顺德工作八天，自7月1日起在山西平定讲道八天，10日回北京。14日又往天津工作两天，17日到北戴河海滨。因为多日工作疲劳，许多圣徒劝我休息几天，才勉强挪出几天的时间。在那里住了十天，每日与几位素识的圣徒谈谈话，读读经，学游泳对体健确是有不少补益。27日回到天津，讲了一次道，次日回北京。
8月1日在北京开第二次夏令讲道会十四天。15日偕妻往上海，因为岳父患胃癌，病重需作手术治疗，恐怕有危险，来信希望妻去看视。17日到上海，岳父在红十字会医院割治，已经瘦弱不堪，十分痛苦。8月20日在浸会庄夏令会中讲道十天。25日岳父由全家护送回杭州。31日起在守真堂讲道十天。岳父于9月4日在杭州逝世。我当日赶到，次日亲视入殓。但因为上海的会不能中止，所以在岳父入殓以后又赶回上海领会。那时回想我在九年多以前在这个地方认识了这位敬虔可爱的老人，心中便发生无限的感慨！回上海的时候本预备再返杭州送殡，但因为工作的紧急和会众的需要，竟不能不忍痛留沪继续开会，以致不能亲身送这位老人入土。为在神的工作上尽忠，便不能尽孝。其实如果这位老人在世的时候，我若拿这种困难去向他请教，他一定会告诉我说，“只管继续讲道，不必回来照料我的后事。”想到这里，我就心中稍得宽慰，不觉得是什么重大的遗憾了！守真堂会毕，于9月11日返杭，到岳父的墓地看视，想到老人待我的慈爱，我不能不哭泣了。12日到海宁观潮，以后又在杭州住了几天。19日与妻北上，过济南下车讲道两天，25日到天津住两天，27日到北京。29日再往天津工作五天，10月4日回北京。
10月14日又离北京南下，17日由上海乘杰斐孙总统号轮船往香港，20日到港，当日乘广九路车到广州，在东山浸信会堂讲道十二天。11月2日乘江轮溯西江西行，次日到广西梧州，自4日到13日在梧州工作十天。14日有桂林浸信会的包君从桂林开汽车来接我到那里去。领完早会便起行，过勾漏山，看见极美丽的山景。当晚住在贵县，次日晚住在柳州。第三日过阳朔县，看见更美丽的山景。广大的原野中矗立着无数挺拔陡峭的山峰，具有种种不同的形状。最奇特的是那些山峰大部分都是岩石构成，有的直立像柱子，有的上面微尖像竹笋，有的像兽蹲伏，有的像人站立，与我们平日在各处所看见的山岭大不相同。这些山虽然大部分是岩石构成，可是上面却长满了茂草与树木，乘汽车驶行在这个地方，宛如身在画中，真令人流连不忍离去。三天的旅行过江达十次左右。江上没有桥，汽车需要上渡船，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每次渡江要费一二小时之久。16日晚间天已大黑才到达桂林。三天一共走了一千五百多里。
自11月17日起在桂林讲道十天。自梧州到桂林往返需要六天的行程，开汽车接我的人需要走两个往返，共十二天的行程，六千里的长途，还要消耗大量汽油，为这十天的讲道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住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中的信徒常得机会听道，也许从来不会想到这是神多么大的恩惠！在桂林的时候每日讲道两次。休息的时间承那里弟兄们的厚意，邀请游览独秀峰、叠彩山、象鼻山、七星岩山洞，洞既大又深，两个向导拿着火炬领路，洞里遍布石钟乳，结成各种奇形怪状，不亲自游过的实在不容易想像这种瑰丽的美景。走四十多分钟才从洞的另一端出来。又游览桂山、隐山六洞、伏波山、象山、水月洞、虞山、韶音洞。“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确实一点不错。杭州有一座“飞来峰”，就使游西湖的人啧啧称道，广西境内不知道有多少“飞来峰”呢！
27日离桂林，当晚住柳州。次日到贵县，包君得家中电报，促他急返桂林。我于29日改乘长途客车前行，当晚到郁林，住在郁林酒店。（两广称旅馆写酒店，并不是卖酒的店铺。）不料这个旅馆竟是一所半娼寮、半旅馆的营业。这一晚的停留实在苦不可言。30日启行，途中汽车过桥遇险，因为工人正在修桥，看见汽车来到，便把木板浮摆在桥上，汽车把木板震起来，车的一个后轮掉在桥孔里，撞伤一个旅客的面部，我的左耳只受了一点轻伤，晚间平安到了梧州。12月1日在梧州讲道两天，下午乘江轮东下，翌晨到三水，换乘广三路火车到广州，再换广九路车，下午四时许到香港。晚七时半在香港浸信会讲道，以后继续讲道十一天，再后又在九龙诸圣堂讲道两天。十六日乘法国邮船Ander Lebon号北上，19日到上海，去杭州住一日，以后北上，24日到北京。这次外出一共七十多天，往返约二万里路。两广的天气还是像北方夏秋之交，遍地是绿草红花，穿的最多的时候不过是一层袷衣。一到北方已经是草木枯凋、一片黄沙、冰雪遍地、棉衣不暖了。
1934年全年一共外出七次，在外边有七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江苏、山东、河北、山西、广东、广西。这一年头晕的痛渐渐痊愈，却又换了胃痛的病。一年之内接连犯了好几次。吃的东西稍不适宜，便胃痛发作，有时痛得忍受不住，在床上辊来辗去。
1935年1月21日到26日被约到西郊海淀讲道六天。2月4日在北京开布道会七天。2月16日离北京赴山西，17日起在太谷工作十天，在清源工作八天，3月8日回到北京。21日又离京往济南，自22日起在东关讲道八天。30日往安徽宿县，在宿工作八天。4月8日过徐州往开封，自9日起在开封尹任先先生家中开家庭布道会十天。4月19日乘陇海路车往西安，先在东关讲道九天，后在城内端履门街讲道八天。会期间有两三天的休息，往游临潼县的华清宫遗址，在华清池温泉沐浴，凭吊秦始皇陵。陵像一座小山，在全国各地最大的坟，要算这座始皇陵了。但它的上面不但没有石碑，就连一小块竖立的木牌也找不到。如果没有人指示，任何人绝不会想到那是并吞六国、统一天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秦始皇的陵墓。世上的荣华富贵不过如此，人怎么竟不觉悟呢?又有一天到咸阳游周文王陵、武王陵、康王陵、周公墓、又看见一些高大的汉陵。也曾游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城南草堂、碑林、汉儒董仲舒墓等等古迹。5月9日晚离西安，次日回到开封，工作六天。17日到济南，在齐鲁大学学生中间讲道两天。20日到山海关内昌黎县工作四天，25日返北京。27日往天津，在南开大学学生中间工作四天。6月20日又到天津工作四天。
6月26日广西宣道会的黄原素先生来北京，住在我家中。29日我们一同往北戴河，在灵修会中讲道十天。会毕原素兄南下，我出关往营口去，在那里工作七天。7月21日晨回到北京，从当日起开夏令讲道会十二天。8月1日会毕，5日南下，乘京浦通车到南京，溯长江西上往九江，10日到牯岭，开布道会九天。20日离牯岭，经原路北返，23日到北京。27日往大同工作七天，会毕停留一天，游云岗石窟，参观北魏造像。9月5日回北京。
9月20日离北京，次日到洛阳，在信义会讲道八天。会毕休息一天，游洛阳南伊阙，参观山旁北魏石刻，又游汉寿亭侯（关羽）墓，次日上午游佛教入华后所建的第一座庙白马寺，寺在洛阳城东。下午乘车东行，10月2日到商邱，自当日起讲道八天。以后到开封，在内地会讲道七天，21日到郾城开会九天。10月30日由郾城乘汽车到周家口，当晚讲道一次，次日乘汽车行二百八十里到安徽阜阳，在阜阳讲道九天。11月11日离阜阳乘汽车往蚌埠，本希望当日下午到蚌埠，不料才走了一半路，到蒙城下起大雨来，道路泥泞，汽车不能开行。因为天色阴沉，汽车可能等候几天之久，不得已雇了一只帆船，顺着涡河往前航行。早晨开船，天黑便停在市集附近。正好遇着逆风，船夫拉纤，一小时只走五六里路。走了两天半，才到了怀远，换乘小轮到蚌埠，乘津浦车到浦口。15日由南京乘江南铁路火车往芜湖，在芜工作六天半。22日乘湘和轮西上，次日到九江。24日乘南浔路火车往南昌，在南昌两处礼拜堂讲道九天。12月3日回到九江，乘轮西行，次日到汉口。因为下午没有会，到汉阳一游，5日起在格非堂讲道八天。13日乘京汉路车北上，次日回到北京。这次外出共八十五天，到了四省八个城市。
1935年全年共外出工作六次，离北京约八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有山西、山东、安徽、河南、陕西、河北、辽宁、江西、湖北。
1936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八天。2月7日赴绥远省萨拉齐，在那里讲道八天。17日到包头工作四天，22日返北京。这年春季，北京聚会的地方定名为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公安局备案，又在社会局立了案，又进行购地建堂的事，因此必须多留在北京。所以对外面各处领会的邀请大多数只好函辞。4月24日外出，乘京汉路车南下，当晚在邯郸下车住一夜，次日早晨进邯郸城一游，看蔺相如回车巷，巷有两条。一巷外墙上镶有石碑一块，是明朝万历年间立的，上面刻着“蔺相如回车巷”六个字。当天乘汽车往大名，住一夜，26日往濮阳，自当日起讲道八天。5月3日下午起行，当晚到道口讲道一次。次日经新乡南下，又次日到信阳，在义光女子中学讲道九天。13日下午离信阳，乘京汉车北上，次日到北京。5月内北京基督徒会堂买妥史家胡同四十二、四十三号的房子。23日到天津，参加24日基督徒圣会所献堂典礼，并继续在那里讲道七天。
6月21日乘京沪通车往上海，24日由上海搭海亨轮往汕头，27日到汕头。从当日起在那里工作十天，每日上午过海到角石开会，下午回汕头讲道。7月6日离汕乘小轮往香港，次日抵港，乘广九路车到广州，当晚换乘小船西行，8日晨到南海县境内的官山墟，在希伯仑会讲道七天。会期的末了得机会一游白云洞，十丈飞瀑，确是奇景，又曾一度登西樵山。15日夜间身体觉得不舒适，起来又觉得头痛，当日早晨乘小轮返回广州。这次到广州是应港粤培灵会的邀请，要在广州、香港两处各讲道八天。不料到了广州就患起病来。16、17两日已经不思饮食，屡次呕吐。17日体温高至一百零二度二，夜间不能睡眠，但仍支持着讲道两日。到18日病更重，19日入关相和医院住一天。20日又讲道一次。21日入两广浸会医院住两天，病更转重。我那时想到应当趁着还可以勉强起床的时候赶快回北京调养，因此在23日下午由两位弟兄陪同乘轮船由广州到香港，预备到香港的次日就乘加拿大皇后轮往上海。不料到香港的那夜，体温上升到一百零三度，次日不能起床。到这时候知道实在不能支持旅行，只好安下心来在香港一位圣徒家中调养。26日承一位弟兄介绍一位中医来看。服了一剂药，当晚体温便下降到九十九度多，次日退至九十八度六。已经不思饮食十一天之久，这时忽然转变欢喜吃东西了。次日再服中药一剂，没见什么功效。到28日病更见轻，食欲大见增进。从31日起开始在香港培灵会讲道。第一天去讲道，由别人扶上汽车，到会堂再由人扶下汽车，扶到台上，两腿软弱得几乎不能站立。但到了讲道的时候竟不觉得有病。一共继续讲道八天，中间还到广州去了半日。8月7日乘俄罗斯皇后号轮船北上。9日到上海，10日到杭州。11日由杭州往南京，12日离南京乘轮船西上，14日到九江，往牯岭。当登山的时候，因为轿夫爬山很费力，只顾体恤他们，竟忘记了自己患病才痊愈不久，下了轿子，一气步行登了九百二十七层石阶，因为过度疲劳，到了山上当晚竟又患起病来。从那天起勉强讲了五天道，到第六天，体温升到一百零一度半，已经不能起床，但因为找不到代替我讲道的人，所以我决定请人把我抬到讲堂，讲完道再抬回宿舍。次日又是这样抬去抬回。到第八天体温增高到一百零二度半，再不能坐起来自然更不能讲道了。十天的灵修会只领了七天。24日下山，经九江到汉口，换乘京汉路车北上。一路发热，热得昏昏沉沉。从牯岭到汉口有几位信徒沿途照应。从汉口登车北上便只有我一个人，勉强支持着到了北京。
27日夜间到北京，这里的圣徒们得着汉口的电报，到车站把我扶到汽车上。一到家中卧在床上，便有半个多月不能起来，直到9月中旬才见好转。9月20日到会堂参加聚会。21日到香山小住十天，到10月里才开始工作。这次病见好以后，因为下地走路太早，两条腿时常感觉疼痛。大家都劝我穿厚裤子，使腿温暖。10月半有几位圣徒要求受浸。因为季节已近深秋，越往后越冷，他们又不愿意等到明年春天受浸。那时我们因为还在租房聚会，堂里没有浸池，需要到河里去。我因为腿痛，不敢下到寒冷的河水里去。但经过祷告以后，我在10月17日放胆下到河里去，为七位信徒施浸。说也希奇，在深秋寒冷的河水中站了十几分钟之久，我的腿痛不但未曾转重，从那一天起竟完全得了痊愈。
11月6日乘京汉路车往安阳，（彰德），在那里讲道八天。16日离安阳到石家庄，次日乘正太路车到太原，先在南关讲道八天，后到城内讲道六天。会期中承二位弟兄邀请游晋祠。12月1日夜离太原，次日晚回到北京。这一年北京“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社会局立了案，并购妥地址，预备建筑会堂，所以外出的时间较前减少。全年一共外出五次，离北京四个月有半，所到的省分有绥远、河北、河南、广东、江西、山西。夏秋患病两次，卧床和调养占去了约有2个月之久。
1937年1月24日离北京南下，次日赴济南，在齐鲁大学与浸信会各讲道一次。26日离济，次日到上海，28日到松江，从29日起在监理会女传道会年会中讲道七天。2月5日到杭州住一天。6日到上海，被布道团坚留讲道四次。7日夜离上海北返，9日到北京。12日起开春季布道聚会十天，以后筹划建堂的事，事工就更见繁忙。
4月5日乘京浦车南下，次日到泰安，工作六天。自1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讲道六天。自21日起在潍县开会五天。26日由潍返济，当夜南下过徐州，次日在陇海路柳河站下车，乘汽车往鲁西曹县，在那里工作七天。5月4日晚回到柳河车站，乘陇海路车西行，次日晚到西安。7日上午在西关协同会讲道两次，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乘欧亚航空公司十九号巨型机飞往兰州，飞三小时零十分到兰。先在兰州内地会讲道六天，14日乘货运汽车往临眺。15日起在临洮工作八天。24日骑马北上，二百一十里路共走了两整天，到兰州以后已经疲乏不堪了。27日乘飞机回西安，讲道七天。6月4日乘车到郑州，换京汉车北上，次日夜间到北京。这次外出整两个月。
回到北京以后，看见基督徒会堂的新建筑已经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6月28日往天津，在圣会所讲道六天。7月2日夜车返北京。这时候会堂的建筑工程已经将近完成，7月底竣了工。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28日近郊有激烈的战事，当夜二十九军撤退。8月1日新堂奉献聚会，到会的人有五百左右，接连开了十八天的会。因为那时华北华中各地都有战事，交通也都隔绝，所以后半年的约会都只得作罢，就留在北京工作直到年终。在战事的时期人心都惶恐不安，所以神将我留在北京也是有他的美意。1937年前半年外出三次，共在外面2个月又22天，计到江苏、山东、甘肃、陕西四省。后半年全留在北京。
中日间的战事发生以后，各地的交通不像以前那样便利，因此外面的工作也就受了限制。日军占领区和自由区交界的地带都遭到封锁。虽然也有许多人用种种方法通过封锁线，我却不能因为要去作神的工而说谎，因此只在占领区内的一些地方工作。
1938年1月31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2月14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一天。4月26日起在唐山丰滦中学讲道八天。5月4日起在昌黎城内福音堂讲道七天。11日返回北京。6月28日起在天津仓门口中华基督教会讲道七天。7月2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8月7日基督徒会堂院内的小楼建筑完毕举行奉献。18日到北戴河海滨小住两周。9月、10月留北京工作。11月9日赴济南，自10日起在商埠浸信会讲道七天。17日往济宁，当日起在城内浸信会开会七天。24日返北京。12月2日往绥远省萨拉齐，自4日起在萨县内地会讲道六天。自11日起在在归绥旧城内地会讲道六天。自18日起在包头内地会开会六天。25日返北京。1938年外出工作五次，在外共七十三天，计到河北、山东、绥远三省。
1939年1月9日再往西北，自10日起在绥远省卓资山工作七天。自18日起在山西大同领会十天。28日回到北京。2月19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27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天。4月5日离北京往青岛，自7日起在崇德、文德两个中学校布道十天，又在浸信会讲道七天，21日回京。5月2日偕妻到张家口，自3日起在美普会开会八天。12日返北京。妻因为患病体弱，在5月29日被几位姊妹接到会堂小住。6月10日我应香港浸信会的邀请，赴港工作。11日由天津乘盛京轮南下，15日抵沪，20日乘法国邮船阿岛斯号往香港，22日抵港。休息两天，以后在坚道浸信会讲道六天。7月1日至10日在九龙山林道浸信会新堂讲道十日，自11日至21日在九龙城浸信会讲道十一天。22日再返坚道浸信会讲道五天。30日离港，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北上，8月1日到上海，3日离上海，乘裕生轮北返。8日到津，换车返北京。自8月14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10月8日往上海工作，妻因为患病已有好几个月，趁机会回南休养，当日乘火车到塘沽候船。那时因为津浦线很久不通车，南北来往的旅客都必须走海路，所以轮船上拥挤异常，加以天津水灾很大，旅客都必须在塘沽上下船。偕妻到了塘沽以后，住在小旅馆里，因为候船的旅客太多，所以请旅馆的人为我们在院中搭了一个床铺。那时正在大水之后，遍地都潮湿异常，又赶上秋季天寒，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所盖的被子都被露水沾湿，这样一连睡了三夜。11日到码头候了一天船，仍是不能上去，当晚再回到旅馆来。第五天登了驳船，但因为风大不能离津，又在小船上露天睡了一夜。13日未明，登顺天轮，开行南下，途中风浪很大，妻与我都晕船，呕吐多次。16日下午到上海，自17日到24日在全沪各教会培灵会讲道八天。会期中的前几日腹泻甚重，每日两次聚会又紧紧接连，下午五时一次聚会，晚间八时又开第二次会。这样八天过去，身体便疲劳不堪。接着在中华神学院与上海圣经学校讲道。在圣经学校只有六天，在中华神学院工作一共四十多天。12月9日独自乘船北返，13日到北京。因着秋季在塘沽候船受寒，到上海后又带病工作，体健就渐不佳，回到北京便患起腰痛来。计1939年外出作工六次，在外六个月有零。到绥远、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江苏、和香港。
1940年1月腰痛更重起来。承几位圣徒的催促，到医院检查照像，竟查不出来是什么病。1月19日经几位圣徒恳切敦劝，由家中移至会堂院内楼上休息，除讲道外，暂时放下一切其他的工作。2月9日起开春季布道会十天。从上海回北京后，因病半年未曾外出，在北京除了每周讲道和写春夏两季灵食季刊稿以外，也未多作其他事工。休息了几个月，腰痛虽然渐渐痊愈，但从那时候起便留下了这种病根，到今日不曾完全去掉，每逢疲劳的时候便感觉腰痛，就在平日也不能屈身过久。6月20日离北京往山东峄县，次日到峄，讲道八天。29日离峄县，经临城、蚌埠、往怀远。自30日到7月7日在怀远开会八天。自9日起在宿县领会六天。15日北上，次日到北京。7月29日起开夏季讲道会，8月9日出山海关往东北工作。那时候日方对出关的旅客限制得极严，出关以前必须领得入境证。当我去办理领证手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如果出关的理由是去讲道，一定不会得到许可，他劝我托词省亲。我回答他说，我出关是去作神的工，如果神要我去，任何人不能阻挡，如果神不要我去，我去又作什么呢?若是我在未作神的工以前先说谎言，神焉能使用我呢？我毫不踌躇的在申请书上出关事由一栏内填了「布道」两个字。过几日竟毫不费力的领到了证明。11日清晨到哈尔滨，自那天起在哈尔滨浸信会讲道八天。自21日起在齐齐哈尔开会七天。30日过长春讲道两次，次日到吉林省城。9月1日起在吉林工作八天。以后经过长春、沈阳、往热河省北票。自11日起在此票讲道七天。自19日起在朝阳讲道七天。26日入关回到北京。11月2日往山东省三处工作。自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领会八天，自12日起在济宁浸信会工作七天，自20日起在济宁长老会讲道七天。27日离济宁往青岛，自29日起在崇德、文德两校开布道会七天，自12月6日起在浸信会讲道七天。13日回到北京。计1940年外出工作三次，在外共三个月有半，到山东、安徽、吉林、黑龙江、热河五省。
1941年2月3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八天，在维斯理堂讲道十天。这一年的春季腰痛又转重，4月下旬又患牙疾，有两个臼齿牙龈生脓，体健不佳，但因为山东几处的约会已经到期，不能迟延，因此带病起行。于4月26日离北京往青岛，再换乘汽车往平度。自28日起在平度讲道七天。5月5日离平度经莱阳、烟台、到黄县。因为讲道后继以长途旅行，到黄后牙痛转剧，既不能照常吃饭，又不能好好睡眠，自7日起勉强在黄县讲道八天。17日起在莱阳工作七天。24日回到青岛，自25日起在同善会讲道七天，自6月1日起在浸信会开会七天，这时牙疾更重，只得支持着工作。7日夜车离青岛，8日晨就开始在济南浸信会讲道。11日上午会毕腹泻甚剧，晚六时许体温增高到一百零一度四，不能再去讲道，夜间腹泻不止。次日一天腹泻二十馀次。14日勉强起身，乘火车返北京。这次外出是带看病起行，在外边五十天中没有一处不是带病工作，病势越来越重。回来休息几天，腹泻痊愈，体温也转为正常。27日拔除左边上下大臼齿各一枚。7月14日偕妻赴西郊香山小住十几天。在山时又患耳疾，左耳内部肿痛出脓，到8月上旬渐痊。自8月3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八天。9月27日往唐山，自28日起在丰滦中学开布道会八天。10月7日起在山海关讲道十天。17、18两日在秦皇岛讲道三次，下午离秦返北京。27日往天津，在基督徒圣会所领会十三天。会后返京。11月14日离北京，乘京汉路车赴磁县，换乘汽车往河南临漳县，自15日起在临漳讲道十一天。26日回到磁县讲道两天，28日返京。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1941年外出工作五次，在外共3个月又26天。
1942年2月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以后往天津，自25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天。5月5日又到天津，在仓门口中华基督教会工作十天。19日往磁县，自20日起在磁县工作九天。自30日起在河南临漳县柳园集讲道十一天。6月10日返磁，11日到北京。返京不久患痢疾很重，经过几日才渐渐痊愈。6月29日骑脚踏车出外，在雨中滑倒，跌伤左臂，经过两三个月才完全痊愈。7月4日赴鲁东，自5日起在胶县浸信会工作八日。自13日起在高密浸信会讲道七天。19日晚往青岛小住，休息三天。23日返北京。8月3日到16日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10月14日往济南，自15日起在南关中华基督教会讲道八天，23日返北京。1942年只外出五次，共在外2个月10天。
1943年2月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九天，后往天津，自2月16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一天。3月至6月完全留北京工作。7月10日往徐州，自11日起在徐工作十天，21日到宿县小住两日。24日到南京，自25日起在汉中堂讲道六天。31日到上海，在灵粮堂夏令会中讲道十天。8月13日赴杭州小住，17日返上海。自18日起在清心堂退修会讲道三天。自21日起在上海基督徒布道团主办的聚会中讲道八天，地址是在天安堂。29日离上海过南京，31日到北京。10月17日晚得宿县电报，老友生熙安先生逝世，19日南下往宿，21日参加丧事聚会，被邀讲道。生兄遗体当日安葬。24日北返。11月12日离北京，次日到青岛，自14日起在同善会讲道七天，以后又在浸信会讲道十天。12月2日返回北京。计1943年共外出工作三次，在外2个月又20几天。
1944年北京春季布道会毕后，便往天津去，自2月6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四天。3月5日起又在天津仓门口教会讲道十天。5月6日往济南，自7日起在南关中华基督教会工作七天，自14日起在浸信会讲道八天。22日往青州，自23日起在青州开会七天。30日往青岛，自6月1日起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工作。13日回到北京。7月10日起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8月18日赴西郊香山问宋尚节先生病，不料他正在那天清晨因病逝世。迟到半日未能见面，真是憾事！当天下午五时入殓，被邀主领聚会。22日与城内圣徒数十人同往香山，参加宋君丧事聚会，并被邀讲道。9月间写了一篇纪念宋君的文字，在那年秋季的灵食内发表，题目是《宋尚节先生去世了》。8月26日到天津工作三天。9月26日又赴天津参加宋尚节先生追思会，并讲道三天。1944年除数次到天津外，只往山东三处工作，全年外出只2月有余。
1945年全年只在3月1日至11日到天津圣会所讲道十一天。从1月起体健就感到不佳。3、4两个月间接连着患伤风、泄泻、以后食欲减退，不思饮食，睡眠不佳，身体无力。4月末右耳与右眼作痛，牙肉肿涨，头部神经作痛，颈部淋巴腺发炎。5月16日病渐转重，卧床休息。25日更重，体温上达一百零二度二。从5月16日到6月12日共发热二十七天之久，有九天温度在一百零四度以上。自6月12日热退以后体温特别低下。17日低到九十五度五，而且增加了呕吐，又大量出汗，身体软弱到极点。呕吐得无可再吐，竟吐出绿水来。那天病势十分严重。晚间用盐水注入大肠，排下粪便不少。从次日起，病日见好转。7、8两个月休息调养，9月间开始工作。这次病中屡次与魔鬼交战。妻告诉我说，6月2日的夜间，我在睡梦中喊着说，《基督胜利！基督胜利！撒但攻击！撒但攻击！战！战！战！》在病重和转好的时候，曾多次遭遇魔鬼的攻击。病后身体经过好几个月才渐渐复原，一直就不能担负太重的工作，停留在北京直到年终。中日两国八年多的战争，在这年的秋季宣告结束。
1946年春季，体健已经差不多复原，但因为病后下床过早，膝部作痛，到今日还未痊愈。1945年冬，得着四川境内好几处的来信，希望我能到那一带地方去为神传述一些信息，我在心中也得着这种引导。当我将这个意思发表了以后，北京的圣徒也很愿意我去。3月17日乘飞机西行，当晚到达重庆。20日乘汽车西行，次日午前到成都。自22日起在城内燕京大学主领布道会七天，自29日起在南门外华西坝为那里几个大学的学生开布道会七天，4月5日起在城内陕西街恩溢堂对成都信徒讲道七天。三周的工作异常忙碌，身体疲劳得很。在成都一共停留了二十一天，中间未曾有一日的休息，会毕便在12日乘机回到重庆。在南山休息了几天，17日乘汽车到嘉陵江畔的北碚去，从那天到22日，在北碚讲道六天。23日晨搭小轮船沿嘉陵江下驶，回到重庆，自当晚起在南山黄桷桠开会六天。28日下午乘车往山洞，在那里讲道六天。后三天每日上午到歌乐山去讲道。5月5日起在沙坪坝重庆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讲道六天。11日乘汽车回重庆。自12日到19日在城内戴家巷和九块桥两处讲道八天。22日乘飞机往贵阳。本预备在那里留一个星期，但因为每周一次的客运班机一再停飞，所以在贵阳共住了22天。6月11日乘邮车北行，15日上午2时15分到了重庆。19日至29日在重庆南岸仁济医院讲道十一天。7月1日乘飞机往昆明。自3日到21日在武成路和金碧路两处礼拜堂讲道十八天。23日乘飞机离昆明回重庆，路上遇见最恶劣的气侯。25日起又在仁济医院讲道四天。30日晨离重庆乘飞机往上海，晨7时55分起飞，下午3时50分到达上海。后又因为等候购买飞机票，停留18天之久。8月1日至10日在灵粮堂夏令会中讲道十天，每日晚间一次。3日至7日每日下午在守真堂讲道。18日晨离沪北飞，下午回到北京。这次赴西南本打算勾留两个月，不料因为交通不便，西南方的呼声又多而且迫，竟在川、云、贵、三省停留了134天，连停留在上海的时日在内，离北京共5个月零1天。这是1926年以后第一次在外面停留这样长久，也是二十几年来最远的一次旅行。回到北京，正逢姐姐患肠胃病，23日以后母亲也患了病。母亲的痛渐渐痊愈，姐姐却在9月1日因病重逝世。母亲因为老年丧女，心中异常悲痛，加以年高体弱，不能离开我，因此，我便暂不能远出工作，只留在北京，除了工作以外便照应服侍母亲。
1947年因为需要照应母亲的缘故，远处一切的约请都一一推却了。只有两次到天津工作：第一次是2月1日至9日，在圣会所讲道；第二次是4月21日至5月2日在仓门口教会讲道十二天。北京的春季布道会和夏季讲道会都照常聚会。10月18日晚11时50分母亲年迈体衰逝世。我在那年冬季写了一篇《追念母亲》，在灵食季刊里发表。
1948年北京春季布道会毕后，于2月17日往天津，在圣会所讲道十天。5月4日应西安十四个教会的邀请，离北京乘飞机往西安，自5日起在西安为全城信徒开会十五天。22日飞回北京。6月12日又乘飞机往南京，自13日起在慈悲社灵恩堂讲道八天。自23日起到29日每日上午在黄泥岗，晚间在城中会堂讲道。30日到7月4日在镇江大西路礼拜堂讲道。5日返南京，6日往芜湖，在南京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工作六天。13日离芜湖，过南京，往上海，到江湾，在基督徒学生夏令短期圣经班中讲道十二天。29日由上海乘飞机北返。8月1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半月。26日晨12时13分在主内相交23年半之久的潘老太太因病逝世，我被邀往入殓、发丧、与下葬三次聚会中讲道。这位敬虔的老年人不但与我已往的工作有着很深的关系，而且在我的心灵和人生中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这话用在这位老人身上正合适。1948年全年外出共有两个半月。这一年北京的工作特别忙碌，聚会的人数也空前的众多。到12月间城郊发生战事的时候，人们的心中更是惊恐不安，需要坚固和安慰。从那时候到今日不但少有机会外出工作，这里圣徒各方面的需要也实在使我暂时不能多离开北京。
历年来我到各地教会去讲道，有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是因为邀请的地方太多，我的时间却很有限。每年出版四册灵食季刊，大部份的稿子是在各地工作的时候抽暇写的，可是出版的期间我总要设法赶回北京，以便自己照料排版校对。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工作虽然有几位同工分担，可是我总不能离开太久。有这两种关系，我每年出外的时期平均也不过只能有半年。假使在一处讲道七八天，加上旅行的时间，一个月也不过只能到三个地方，六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个地方。可是在七七事变以前所接到邀请讲道的信，每年平均有七八十封。那就是说每四处约会中只能允诺一处。有许多人以为我去的地方是按着邀请约次序，如同医院诊视病人照着挂号约次序一样。事实并不是这样。无论什么地方来信，当时能去，便允诺，不能去，便推辞，一概不预先挂号。缘故是各处教会的情形常有改变。今年这个教会亟需要邀我去讲道，也许明年不再有这种需要。也有的时候某甲在某处教会负责，十分欢迎我去，但过了一年两年换了某乙在那里负责，他根本是一个反对我的人，当然不欢迎我去了。又有时一处教会春季希望我去领会，但到了冬季竟改换了一种情形，不适于聚会。如果我给他们依着次序挂上号，到了我有时间能去的时候再给他们去信，那不是使人作难么?到那时请我去开会呢，他们不需要、不适宜、或是根本不愿意；如果不请我去呢，他们又早已请定了我，难于回答我说不要我去。在这种情形中，不但令人作难，甚至逼得人说谎。这就如同有人约我吃饭一样：主人说，「如果你现在不能来，以后什么时候能来就请给我一个信。」我如果当时不能去，绝不允诺他这种请求。如果我在三个月以后给他一封信，说我某日可以去他家吃饭，正好他家中不便于请客吃饭，我的信不但使他作难，也使我成为一个讨人厌的人了。曾有一处教会多次写信邀我去，总得不着机会，后来他们听见我到了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拍了一封电报给我，又派了两个代表来邀我。但那时工作都已经定妥，实在没有方法分身。他们两个人当面恳切请求我在以后安排行程的时候把他们放在里面，并且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与他们适宜。我因为多次推却他们的邀请，早已心中不忍，这次他们又这样迫切请求，便破例允诺了他们。谁想到过了几个月我给他们去信的时候，他们竟给我回信说，那里方才聚完了会，不需要再聚会。有了这次经验以后，我就再也不破例给任何教会以优待。他们来信的时候，我能去就答应去，不能去就作罢。有些地方的教会不明白这种情形，他们以为来过一次信就算挂上了号。他们并没有好好看一看我的信上面的话。及至等了多时，看见我去了许多地方，竟没有到他们那里去，便对我发生误会，甚至发出怨言来。有些教会来信得不着允诺，过些日子再来信；再得不着允诺，过些日子再来信。他们既然这样迫切恳挚，迟早会遇见一个机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些地方我屡次去，也有些地方虽然给我来过信，但始终没有去过。不知道详情的人也许以为我待那个教会薄，待那个教会厚。其实我的心是愿意帮助各处的信徒，但我不应当忘记我所站的地位：在我自己的家中我是主人，但到了别人的家中我是成了客人。作客人的若忘记了自己的地位，不但失了圣徒的体统，甚至还不如世上一个有见识的人。我怎能作这种愚事呢?
或者有人问我在这二十几年间到各地工作一共有多少人归向了基督，接受了救恩?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因为我在各处讲道只是将神的话传给听众，以后让神的灵藉着他的话在人心中作他自己的工作。我总不统计一次聚会以后有多少人信主得救，我也无法统计。因为外面有表示均不一定都是真悔改信主的，真悔改信主的又未必都在外面作什么表示。虽然有时我也给听众一个机会，使凡愿意悔改信主的站起来，或在会毕后留下，但我不能说那些人都是真实悔改信主得了救的。我所经验的事实告诉我，那些站起来或会毕留下的人中有一些根本什么也不明白，不过是看见别人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看见别人留下，他又留下。又有一些人不过是听了道觉得很好，愿意追求，根本还谈不到悔改信主。还有一些糊涂热心的信徒，每次在听道以后听见讲道的人招呼人举手，他们便举手，招呼人站起来，他们便站起来，请人到台前来祷告认罪，他们便到台前祷告认罪，请人在会后留下，他们也就留下。讲一次道，他们便认一次罪；开一次会，他们便信一次主；传一次福音，他们便得一次救。他们的罪似乎永远认不清，他们得救的问题似乎永远解决不了，实际是他们听道始终没有听明白。此外还有一些人表示悔改信主乃是另有希图：或是希望讨信主的上司和主人的欢心，或是希望从教会得周济，或是希图与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或是希图在教会里出出风头。如果你把以上的这几种人都算在悔改信主得了救的人里面，岂不成为大笑话了么?可是有许多传道的人就把这些人统统算为得救的人，因此他们就报告说，在某某地方开会几天，有几百几十几个人信主得救。许多信徒听了这种报告，也就真信有那么多的人得了救。还有一些传道的人用各种人为的方法使人表示悔改信主，他们也自认为这就是得救的人数加增。我每逢看见这种情形便为他们叹息，我也曾屡次藉着口和笔指正这种错误的作法。圣经上明明的警戒传道的人不要建筑草木禾秸的工程，许多传道的人偏偏去走这条路，这是何等使人伤痛的事啊！我也不是说传道的人作工以后绝对不可提到工作的效果，如果有需要，也只能说“表示悔改信主的”有多少人。至于得救的究竟有多少人，那只有神知道了。
回忆已往这二十四年当中，神所交付我的工作是那样繁多而且重要。在这种世界与教会同样的黑暗与腐败的景况之下，要忠诚为神传话，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何况我从幼年就是顾面子、爱名誉的人。按我的肉体说，我不愿意树一个仇敌，不愿意听见一个人辱骂我、毁谤我。我愿意人人都尊敬我、喜爱我、与我作朋友。我愿意到处受人的欢迎和称赞。我现今却必须为向神尽忠的缘故忍受许多人的笑骂、侮辱、毁谤、攻击，这实在是我的肉体所不愿意忍受的。但神不容许我顾惜我自己的面子和名誉，他的呼召与使命催逼了我，他的恩惠与能力也覆庇了我。我因此便大胆无畏的替他传述了他要我传的信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在我足迹所到的地方得了许多朋友，也树了不少仇敌。感谢神，他应许先知耶利米的话在我的身上也是同样的真实：“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我遭遇人们的反对，除了为斥责世界和教会的罪恶，并反对假先知和不信派所讲的那些背道的教训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反对一切不合圣经真理的那些教会中的遗传。有些信徒和传道人确实是笃信圣经中一切的要道，可是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以外还接受一些历代教会中的遗传。他们把这些“人的遗传”和圣经中的真理混杂在一处，把这些“人的遗传”和圣经中的真理同样的看为天经地义。从罗马教会兴起以后，便有许多不合圣经的道理、仪式、节日、制度被带到教会里来。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教会改革，诚然弃掉了不少罗马教会的遗传，但仍有不少被保存在新兴的教会里面。我个人所以未曾接受这些遗传的缘故，就是我学习真道的时候不但未曾入神学，也未曾读什么神学的书籍。只是反复诵读一部新旧约圣经。虽然我从前多多少少在礼拜堂中也听过一些传道人所讲的，但我把那些完全从我的心中丢掉，重新专一在圣经中学习。凡是圣经中所讲的我都接受，凡是圣经中所没有的，我一点也不要它们。我的信仰和我所传的信息都是要完全回到圣经里去。不论多少人从圣经中减去一些真理，也不论多少人在圣经以外加添一些遗传，我总要信圣经里所有的，不能少也不能多。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不免招来一些保守遗传的信徒的误会和反对，但我不畏惧这些。当我二十岁的夏天决志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任凭他使用的那个时期，我丢掉了我的旧名，换了这个新名——“明道”，就是表示我愿意神在这个真道不明的时代用我证明他的真道。只要神能藉着我证明了他的真道，我自己受什么误会、毁谤、攻击、损失，我都毫不计较。我也知道若是我不顾一切，完全本着神所交付我的使命和他所赐给我的这一部宝贵的圣经去传、去讲、去行，一定要遭遇很多的误会、反对、笑骂、攻击，这些年工作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事。
有一个时期魔鬼把一种恶念放在我心里：我想我已经走过全国大多数的省分，对几千几万人讲过道，全国各处也有许多基督徒读过我所写的书，有成千累万的人认识我，其中也有许多人景仰我，敬爱我。我想我何必再坚持已往的主张，以致招惹另外一些人的笑骂、反对和攻击?我想我只要把那些触犯人的言语收敛起来，不再讲那些被人目为迷信的道理，也不再严词斥责一切的罪恶和背道的事，便可消弥了那些反对我的人对我所起的恶感。这样一来，我不但可以保持住已经得着的名誉尊荣，而且还可以得着更大更多的尊荣，并且再不受人的误会、攻击和反对，我岂不是可以成为教会中一个最伟大尊高的人物了么?感谢神，当我一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他立时就使我明白这是魔鬼对我所施的诱惑。魔鬼藉着虚荣要引诱我背叛神，要将我掳去，使我陷在罪里，并破坏神的工作。神也使我想起经上的话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路六26）我不甘心作魔鬼的俘虏，我更不愿意背叛神。我拒绝了魔鬼的诱惑。我愿意向神尽忠到底。我必须继续忠心为神传话，继续作说凶言的先知，继续忍受古时先知们所忍受过的逼迫攻击；我的神也必使我继续作今日世界和教会中的坚城、铁柱、铜墙，他也必继续成就他的应许在我的身上，那个应许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我更盼望我有一天站在我的主面前的时候能听见他对我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不是比在今日得着世上最大的名誉更尊荣、更合算么?
1949年8月27日
第五章 作全群的监督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主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徒二十28） （本节中「主」字有古卷作「神」字。）
这几句话是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所说的。他要他们知道他们作全群的监督固然是被使徒设立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圣灵设立了他们，使他们牧养全教会。因此他提醒他们，使他们明白他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他们的使命是何等宝贵！所以他们必须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从这里我们看出来牧养教会的人如果只被人“封立”，却未会被圣灵设立，根本就不能作全群的监督。人可以派人作社会中各机关各团体的职员或首长，但若没有圣灵的引导和印证，人就不能立任何人作教会的领袖。今日教会中的主教、会督、会长、长老、牧师、执事，数目诚然不少，但被圣灵所立的有多少?完全是由人所立的又有多少?圣灵不会立未曾悔改信主的人作全群的监督，不会立没有好品行的人作全群的监督，更不会立“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作全群的监督。我们固然不能知道今日各教会的领袖有多少是被圣灵所立的，有多少不是被圣灵所立的，但我们若观察一下今日各教会的领袖的信仰、生命、心志、品行、道德、工作，便可以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绝不是圣灵所立的，今日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虽然很多，但教会中的领袖大多数不是圣灵所设立的，实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任何团体中间若没有良好的领袖，就绝不会有什么良好的成绩；教会中缺少了忠心服侍神的领袖，教会也要大受亏损。凡敬畏神的圣徒对今日的教会都感到痛心失望，都承认需要一种彻底的改革，但如果不多有被圣灵所立作全群监督的圣徒兴起，教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我们为今日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有许多应当呼求的，其中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求神的灵更多的设立他所拣选的人作全群的监督。
我在被神差遣选召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他要我为他作工，但他要我作工的方式和道路，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当我在二十岁决志接受神的差遣的时候，我还以为神要我在我本来所在的教会中作工，我也预备接受那个教会的资助入神学院读神学。及至二十一岁蒙了神特别的光照以后，读神学的计划就根本打消了，但我还以为神是用我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过了两三年，我渐渐发觉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样的教会中真实悔改信主有生命的人数目少得可怜，作领袖的人中又多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同这些人谈改革教会，无异乎“与虎谋皮”。因此我便少到任何旧日的聚会中去，只是自己在家中查考圣经，有机会和人谈道查经，就作些个人的工作。那时我丝毫没有意思要开始作一番新的工作，连想都未曾想过。
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建立真是完全由神一步一步引导的。在上一章里面我曾略略提过怎样从在我家中几个人的小聚会逐渐发展，到1933年春借隆福寺街社交堂的房子聚会。当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想到借地聚会不是长久之计，但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正在那时候，老友石天民和一位两年前在病中蒙神呼召的弟兄一同寻觅居住的房子。他们看中了一所房子，但他们两家用不了那么多的房屋。这才想到何不留下院中北面约五间大房作聚会的用途。经过了几度的磋商和祷告，我们决定就这样作。房子有了，聚会用的椅子和讲桌却一件也没有，每月还要付出一笔房租。以前在圣徒家中聚会的时候，各家都有自己的桌椅家具，又不需要出房租，因此没有什么开支。借社交堂聚会的时候，因为每次聚会付与该堂两圆钱的杂费，所以我们便放一个“献金箱”在堂门里面，从箱中取出的款就作付杂费的用途。将房子租妥以后，我们请一位弟兄到木器铺估价，打算定制一百条长椅子，每条可坐三个人，再定制一个小讲桌。又计算把五间通连的房子的木隔板拆开，把房子里面裱糊一下。这几项用费和第一个月的房租加在一处，需要四百五十圆上下。估计完毕，我便在聚会中报告，请赴会的信徒在三个星期日的聚会中把乐意为这项用途奉献的钱带来，放在献金箱内。每次会毕以后，由我们所托付的五位圣徒开箱，将款取出保管。我们定规如果三个星期以后所收到的献金能达到我们所估计的数目，我们便照数制作那些椅子，如果款少就少作椅子。绝不请人垫钱，不募捐，也不借款。三个星期以后，我们数算了三次的献金，已经超过五百圆。很快的便置办了一切需用的家俱。1933年4月23日在新租的前炒面胡同甲二十三号的房子里起始聚会。从这时候我们才有了比较适宜的聚会房子。五间北房，拥挤着可以容一百八十到二百人。院中还可以坐一百人上下，连东、西、南房三家圣徒自租的住房里也坐二三十个人，总数可以容三百多人。那年6月10日，第一批受浸约六位圣徒在西郊颐和园墙外的河里受浸。7月31日起开夏季讲道会十三天。从那年起，每年夏季我们都开十几天的讲道聚会。那时候我每年都出外作工几次，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北京。北京的工作由老友石天民和另外两位弟兄负责。
才迁到前炒面胡同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了比较适宜的房子聚会，快乐得很。但不久又感到困难了。因为一到冬天院里太冷，不能久坐，屋子里又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无可奈何，只好报告请穿厚衣服的人坐在外面，让那些穿得少的人坐在屋里。有些人真可爱，他们来得早，已经坐在屋子里子，但一听我报告，立时便出去坐在院子里，让座给穿衣服少的人。1934年2月14日起，利用春节大家都放假的机会，开春季布道会八天。在院中搭了一座席棚，像人家中办喜事的时候所搭的一样。在棚里用砖搭成两个炉子，聚会的时候生火取暖。可是席棚内究竟不能像屋里一样暖和，只是比在露天暖一些就是了。在前炒面胡同聚会共四年三个月零八天。每年春季开布道会都是这样搭席棚，砌火炉。一到天暖的时候，我们便把窗子取下，使屋内院中都通连起来，这样，院中的人不但听得见讲道，而且看得见讲道的人，讲道的人也可以看得见院中坐着的人。一到天冷的时候，再把窗子安好。
1934年8月1日起，开第二次夏令讲道会十四天，每晚七时半开会。8月8日那天晚间，我正要讲道的时候，忽然落下大雨来。院中坐着的人都起来避雨，但屋内已经坐满了人，一小部分人挤到屋内站着，另一些人避入东、西、南三面，三家圣徒的住屋里面，剩下的一部分人站在屋檐下，淋得衣履皆湿。经过那次困难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宜长久聚会，我们需要有一座更适用的房子，于是我开始祷告，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适宜的地方。不久神把一个意思放在我心中，要买一块地皮，建筑一座礼拜堂。经过几日的祷告，又与几位同心的圣徒谈论以后，便另外预备了一个建堂献金箱，报告会众，凡乐意为购地建堂献金的，请在每次聚会的时候把献金放在那个箱子里。我们又推举五位圣徒保管这笔献金，每次取出登账以后，便存在银行里，等到够用的时候进行购地建堂。自1934年8月12日起开始为建堂献金，到那年年终，收到建堂献金四百七十八圆七角八分。1935年全年，收到建堂献金一千二百二十三圆五角七分。到1936年春季我们手中已经有了两千多圆，因此便开始物色地皮。3月间看到史家胡同四十二号的一所房子面积共一亩一分八厘三毫一丝七忽，有十六间房子，索价四干二百圆。我一看见这所房子，心中就有一个意思说，“这个地方最好，就买这所房子。”但有别位信徒主张多看几处，或者还能遇到更价廉的房子，不料费了许多时光和力气，看了几处，再没有比这所房子更适宜的。我们定规买房子的时候决定几个原则：第一，不在用假神名字的街道上购地建堂，就如土地庙、观音寺、老君堂、玉皇阁、大佛寺、斗母官、关帝庙，等等的街巷；第二，需要在市中心区，好使全城各角落的信徒都不至走太多的路；第三，需要在临近大街而且容易找到的地方，一方面使初来的人不至费事寻觅，另一方面在雨雪之后，路途泥泞的时候赴会的人不至太感困难。史家胡同四十二号的地址在这三点上都是最理想的，因此我们在三月底便决定购买这所房子。四月间与旧业主定妥订立契约，但这时候我们手中的钱不过只有三千圆左右。可是同时发现旧业主的契纸不完备，需要一个时期办理清楚。当旧业主把一切手续办完以后，我们手中所收的献金已经足够付房款的用途了。同年10月又自财政局购得门前空地一段，计一分四厘二毫五丝九忽，总面积便有一亩三分多了。
当我们准备购地建堂的时候，便想到在政府立案的事了。因为教会购地应当用团体的名义订立契约，而且将来礼拜堂落成，也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好几百个人常在一处聚会，也需要在政府立案。经过多日的祈祷和考虑，我选择了“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聚会的人是基督徒，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实在是很适宜。这个名词译成英文是The Christian Tabernacle。前几年我看见一本书里有一段话，说犹太人聚会的地方称为“会堂”，今日我们若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了关系。那本书的著者是主张用“基督徒聚会处”的。其实新约中所说的会堂在希腊文里是Synagoge杨氏经文汇编Robert Young’s Concordance解释它的意思说，“多人聚会的地方。「Place where people are led together」， 英文圣经就照原文的音将这个字译作 「Synagogue」，至于中文的圣经更没有用希腊字的译音，乃是用一个极易明了的中国名词，尤其没有说这个名词是只有犹太人可以专用的。怎么基督徒就不可用呢?如果说用“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关系，那么中国军政机关里有些部门常用“处”字，称“基督徒聚会处”难道不怕和军政机关发生关系么?何况我们并不是单称“会堂”，乃是称“基督徒会堂”呢？除了那本书的著者以外，大约任何人看见“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也绝不会想到我们与犹太人有什么关系罢。
1936年春季我们进行呈报立案的事。2月8日得着公安局的批示，准许备案。3月5日又得着社会局的批示，准许立案。3月21日我们在聚会的房子的大门外面悬挂了一面白地黑字的横匾，上面是“基督徒会堂”五个大字。我们立案、购地都用这个名称。从那年起，我们就正式用这个名称称我们聚会的地方。（录注：50年代前没有基督教××会。）
1937年春季，我们手中已经又有几千圆的献金，便预备建筑会堂。有一位工程师估计一座可容四五百人的会堂需要两万多圆。我们那时就没有敢想能有一座像样子的礼拜堂，只希望能有一座较为牢固的棚子，在聚会的时候不受到风雨的侵袭，我们便很知足了。但神的恩惠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那年春夏之交，竟以六千七百九十二圆，建筑了一座七十英尺长、四十英尺宽、十八英尺高、（室内从天花板到地面）石板顶的礼拜堂。5月初兴工，7月底竣工。在兴工以前有一位患病卧床多年的姊妹邀我到她的家中谈话，讯问我会堂冬季取暖的设备可不可安装暖气管。她说装置煤炉既不美观，又多灰尘，而且占据不少座位。她又说如果我不反对安装暖气管，她喜欢奉献全部暖气工程。我们从前想都没有敢想到安装暖气管这件事，神竟给我们这种出乎意外的设备。他的恩典是何等丰盛啊！
1937年7月底，史家胡同四十二号新堂的工程竣工，8月1日上午十时十五分举行奉献新堂聚会，到会的在五百人左右，从那天接连开夏季讲道会十八天。那个时期正值中日战事发生，7月28日夜间中国军队撤退，8月8日正午日军入城。因为人心恐慌，城中许多事业都陷于半停顿状态之中，所以夏季讲道会较往年的日期增加了几天。这时因为有了可容四五百人的会堂，聚会的人不再受烈日暴晒，寒风剌骨的困苦，而且不必再顾虑来人无处可坐，大家的心都感到特别快慰。 新会堂是落成了，但我们仍需要一间小会堂，作儿童会集会的用途，还需要一间会客室并几间小屋。但会堂落成以后，所存的款已经没有多少，所以我们便再等候神的预备。到1938年夏，才开始建筑院内南面的小楼。计下面小会堂一小间，可以容一百人，小屋两间，楼上客厅一大间，小屋四间，院内平房三间，男女厕所各一间。8月7日将小楼奉献给神。到1938年底，院内全部工程竣事。
这次从1934年8月12日开始为购地建堂献金，到1938年12月25日止，4年零5个月，共收到献金一万九千零六十四圆一角七分。加上五年在银行存款的利息四百六十圆零九角八分，再加上出卖院内的几株大树和拆除的房屋旧料所得的款二百六十四圆八角，一共收入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九圆九角五分。支出的部分连购地建堂、置买家俱木器，一共用去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八圆二角一分。到一切账目都结清以后，还余存三十一圆七角四分。这一切的用款大部分是由圣徒在赴会的时候投到献金箱内的，还有一部分是圣徒交来或是外埠的圣徒汇寄来的，这种献金我们都给他们收据。从开始预备购地建堂，我就谆谆嘱咐圣徒绝不可为这件事向任何人劝募款项，因为那是不荣耀神的事。
现在我要谈一谈会堂内部的设备了。堂内四面除了左右两面各有两个门和五扇窗子以外只有雪白的墙。我们不悬挂任何字画。我们愿意圣徒进到堂内没有任何东西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好使他们专心敬拜神，我们的会堂里面和外面没有一个十字架，因为那是罗马教会的标志。在会堂的东南角的外面有一块白色的房角石，上面刻看四句话，表示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所注重的要道，后面又刻了建堂的年份。房角石上这样写着：
「他为我们的罪受害
一九三七年夏建」
因为要节省地方，我们的讲台设置得很小，只有不足十二英尺长，不足七英尺宽，仅足放一个讲桌，两三张小椅，和一块黑板。讲台前面是一个浸池，讲台两旁设有两副幔帐，有人受浸的时候可以临时拉上，供换衣服的用途。在建堂和安排堂内设备的时候，我们注意三件事——简单、清洁、庄严。堂内的讲台讲桌和椅子都是深灰色的，为要使人看了神经宁静。会堂的门窗里面一律漆成白色，和墙一样；外面一律漆成灰色。堂内只有一架钢琴是紫色的，那是会堂落成一年以后一位女圣徒所奉献的。
我们会堂内每周的聚会往这十几年中有过几度微小的变迁。剩下是每星期日清晨有查经班，上午十时半有敬拜和讲道的聚会，同时在小会堂有儿童聚会，这样把小孩子和成年人分开，既可以使成年人的聚会安静，不受搅扰，又可以使小孩子们领受一些适宜的教导和栽培。下午有圣徒的聚会，会中分领主的晚餐。这个聚会我们只允许被接纳的圣徒参加。此外每周还有一次祈祷会、一次讲道会、一次姊妹的聚会。每年春节开几天的布道会。每年纪念主被卖到记念主复活开几天的会。每年夏季开十几天的夏季讲道会。这种一连若干日的聚会收效最大。此外还有一些家庭聚会。
我们每年记念主耶稣受难与复活，不照着罗马教会所规定的遗传，是照着每年犹太人逾越节的正日子。春分后的第一个月望是犹太人的正月十五日。因此前二日的晚间便是纪念耶稣被卖的日子，我们那天晚间有特别聚会，在月光之下分领主的晚餐。次日（月望前一日）记念主被钉，从那天日落时算起，过了三日三夜，我们便记念主复活了。
我们不庆祝“圣诞节”，因为这不但不是圣经上的真理，而且是罗马教会把古代欧洲人拜假神的日期和习俗改头换面所制造出来的。我们要使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完全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符合，不减去什么，也不加上什么。
我们对接纳圣徒采取严格的办法：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们绝不允许他受浸。我们不注重考问什么道理，只注重悔改、信主、得救、重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藉着他们生活的改变证明出来的。我们接纳圣徒是根据“宁缺勿滥”的原则。有些人我们能在一个短的时期中认出他们是已经真诚悔改信主的人，便早些为他们施浸；有些人比较难认识，我们便请他们等候。有些人等候到一年、二年、三年之久，方能受浸。又有些人因为很久不能受浸，便发怨言，甚至发怒，再不来聚会，我们很庆幸没有给他们施浸，因为这样的人如果加入了教会，一定不是教会的益处。有些人很久不能受浸，仍是谦谦卑卑、殷殷勤勤的来聚会，一点不发怒，一点不出怨言，他们认为不能受浸必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这种人受浸以后多半是很好的圣徒。
有不了解我们的人毁谤我们，说我们拉别的教会的信徒加入我们的教会。实际上我们不但不去拉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来请求加入我们的教会，也是极不容易得着我们允许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信徒离开他们本来的教会去加入别的教会，并不都是为爱主、为爱真理而作的。有些人在自己的教会中惹了祸，犯了罪，受了斥责，或是受了别人的排挤，没有反抗的力量，或是争名夺利达不到目的，或是同教会中某些人闹意见，以致再不能在原处立足，因而气忿忿的离开了那个教会。他们不甘心受羞辱、遭损失，总想报复一下，他们自己却没有力量能作什么。这种人最喜欢去加入另一个教会，以便藉着这个教会的力量去攻击他所离开的教会。北京有一句俗话说，「官报私仇」，用在这种人身上最合适。这种人攻击他们所离开的教会，表面上说是为真理，实际上却是为报仇泄忿。教会若接纳了这种人，简直是自取败亡！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所以特别小心，不肯轻易接纳别的教会的信徒。我这许多年来亲眼看见许多新兴起的教会批评老的教会不好，竭力拖拉老教会的信徒加入他们的教会，当时确是兴旺热闹了一大阵；可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他们的教会竟弄得比他们所批评的老教会更腐败、更黑暗。我看见这种现象，深深的受了警戒，我绝不愿意蹈这种复辙。我不愿意建造草、木、禾秸的工程，从外面看起来伟大，却经不住火的试验。我愿意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虽然微小，却能长存。接纳三个“真实信主的圣徒”，强如接纳三百个、三千个“没有生命的教友”。我们既不想藉着人数众多得名、获利、或增加自己的势力，又何必拉人加入我们的教会呢？不过我知道有许多自命为热心的传道人确实有这种行为，那些不深认识我的人把我和这些人同列，我又焉能怪他们呢？
从一九三三年直到现今十七年之久在这里受浸的一共不过只有五百七十多人。有许多新兴起的教会，一两年之内就能有这样多的人受浸加入教会。在这里受浸的每次只有几个人，有时只有一两个人，多的时候十几个人，最多的一次是二十个人。我每逢看见有些教会一次就接纳几十个人、甚至一二百人加入教会，便替他们担忧。从前在我们这里受浸还比较容易，近些年来我从痛苦的经验中得了教训，越来越加谨慎了。
根据圣经中的真理，我们只为人施浸，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用其他的方式代替。圣经中绝对没有为人在头上洒水的事。希腊字baptizo是「浸在水中」的意思。约翰是在约但河中为人施浸，耶稣是在约但河里受了浸；腓力是与埃提阿伯的太监一同下到水里去为他施浸。罗马书六章中的前几节述说受浸的要义，是表明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只有浸在水里能表示埋葬，洒水在头上是不能表明这个真理的。如果有人在病榻上悔改信主，他的痛已经危急，没有痊愈的希望，他问到受浸的事，我们就告诉他说，“你既有受浸的心，便已经蒙神悦纳了。你今天不是不想受浸，乃是不能受浸。当你决定要受浸的时候，神便已经看你顺服了。”我们不信必须受浸才能得救。受浸与得救没有关系。受浸是得救以后必须走的一步顺服的路。
我们的教会里不用「牧师」的称呼，因为圣经里没有这种称呼。以弗所书四章11节中的「牧师」原文是poimen中文当译作「牧羊的人」，或「牧人」。这个字在新约中一共提了十八次。除了这一处以外，中文都是译作「牧羊的人」， 「牧人」。当然这里也应当译作「牧人」，不当把「牧人」改为「牧师」。「牧人」是五种恩赐中的一种，不是职分，更不是头衔。不幸，福音传到中国来以后，教会中竟产出这样一个不合经训的称呼来，许多人爱它，许多人追求它，连一些爱慕真理的人也舍不得丢掉它。我不去反对别的教会用这个名称，但我们因为愿意使我们的教会完全合乎圣经，所以绝不用这个名称。但这不是说我们的教会中没有属灵的职分。我们教会里有圣经中所说的职分——监督与执事。一切为神的工作劳苦的工人是执事；负全责治理教会的人是教会的监督。我承认圣灵立我作全群的监督，我却不要这种称呼和头衔。我是教会中的监督，我却不许人用一种特别的头衔称呼我。教会中的监督和执事与一般圣徒不应当在名称上分别出来，使圣徒感觉有职分的人比一般圣徒高出一等，以致形成教会中的阶级。我喜欢人用称呼普通圣徒的名称来称呼我「王先生」，我尤其喜欢比我年长的圣徒喊我「明道」。在我们中间许多比我年轻的圣徒呼我「明道兄」，许多青年圣徒呼我「伯父」或「叔父」。这种称呼使我感到特别亲切，使我和他们都觉得已经成为一家中的人了。
我们的教会里没有受薪金的工人。圣徒记念为神的工作劳苦的人，他们便把他们的奉献随着圣灵的引导送给神的工人。他们是奉献给神的，神的工人也是从神手中领受的。在我们的会堂每一个门内放有一个献金箱。每次聚会的时候圣徒把他们的献金带来放在箱内。如果是为神的工人用的，就用信封封好，外面写明受款的人的姓名，管理献金的圣徒开箱的时候就把这些信封送交给受款人。凡不写明用途的献金都充作会堂的杂用，就如电灯费、电话费、自来水费、修理费、煤火费等等。我们教会中的一切经济收入只从这几个献金箱里取。我一向坚决反对募捐，因为那是羞辱神、伤害人的行为。我们也没有月捐、季捐、年捐等等的办法。我们也不在开会的时候用口袋收钱，那种办法使不信的人误会，以为听道需要交费。又使没有力量的圣徒作难。把献金箱放在门内，愿意奉献的随意投入箱内，不愿奉献和无力奉献的就不必勉强。这实在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不用“捐钱”这个名称。因为拿钱帮助人叫作“捐”，神不需要我们拿钱济助他，自然我们不应当说给他捐钱。我们只应当存着谦恭诚实的心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他，所以应当称作献金。十几年前我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曾有一个时期在献金箱上写过“献捐箱”三个字，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名称不适宜，便改作“献金”了。今日我们称一切奉献给神的金钱都叫作“献金”；至于送给人的财物就称“馈赠”，便不能用“献金”这个名词了。
我们聚会的时候讲道的人不穿特制的礼服。穿特制的礼服登台讲道是罗马教会的样式。使徒在世传道的时候绝不会穿特制的礼服。基督徒不必在服装上故意与别人不同，传道人也不应当在服装上与一般信徒有差异。最特别最美丽的礼服是高尚的生活和圣洁的品德。基督徒在世人中间应当穿这种特别的服装，传道人更应当在这些事上作众信徒的榜样。一个生活圣洁、品德高尚的传道人穿了普通的衣服登台讲道，足能使人对他起敬起畏，远胜过身上穿了庄严的礼服、品德却卑鄙污浊的传道人。我们也不赞成圣徒身上佩带小十字架，那也是罗马教会的作风。
我们的会堂里没有唱诗班。我们不愿意让不敬虔的人在众人的前面歌诗赞美神。不敬虔的人不会赞美神，也不配赞美神，神更不悦纳他们的歌声。当然我们可以只选择敬虔的圣徒参加唱诗班，不过敬虔的圣徒中间善于歌唱的不多，若想罗致会唱歌的人才，就必须放宽范围，不能严格的注意信仰与德行，不然，就只好不组织唱诗班。我们选择了后者。
我们在教会选择负工作责任的圣徒，第一注重信仰与德行；至于恩赐与能力，知识与学问，都放在其次；对于金钱和财产，根本就不去注意它。我看见许多教会选择负工作责任的信徒，最注重的就是他们的财产与金钱。只要一个信徒有金钱，便推崇他，高举他，请他负责任，选他为领袖，最终的目的就是请他为教会拿出钱来。教会一走这条路，便要遭遇属灵的败亡，便要腐败堕落。这种作法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相同。我常常看见这种可哭可痛的现象，因此特别防备这种危险。按正理说，那些在社会中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信主以后，不但不可立时在教会中负责任，而且应当受神特别的对付，因为他们一向就在社会中因着他们有金钱和地位受众人的推崇尊敬，以致养成了一种骄傲自大的心情，这种心情在神面前是最要不得的东西。这种人信主以后，在教会中纵使没有人推崇尊敬他们，他们尚且不免觉得自己比别人尊高，因此怀有一种优越感，若再受到众信徒的抬举尊崇，那就更要骄傲了。治理教会的人对待这种有金钱、有地位的信徒应当与对待其他的信徒完全一样，使他们知道，他们在神面前一点不比别人更强。日久天长，他们那种骄傲自大的心情渐渐消失，自己谦卑下来，然后才可以在教会中负责任。不幸大多数的教会一看见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信主，立时向他们百般献媚，竭力逢迎，在教会中给他们特殊的地位和尊荣，好借此敛取他们的金钱，获得他们的援助，并使他们因着在教会中所得的尊荣不舍得离开教会。试看今日大多数教会中的长老、执事、董事、委员、有几个不是在世界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我亲眼看见许多品格卑鄙、声名狼藉的人在一些教会中受人的恭维推崇，作着教会中的领袖，操着教会中的大权，坐着教会中的前几把交椅。论信仰、论品德、论学识，他们哪一样都不比别人更强，他们惟一的特点就是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这种教会焉能不腐败？焉能不成为魔鬼的巢穴？
因着我们的教会不推崇在世上有金钱，有地位的信徒，所以失去不少人。有时候有这种人信了主以后，希望在教会中受信徒们特别的重看，却得不着，以致心中感觉不太满意。他们到别的教会中去聚几次会，立时得着那里的人的尊敬推崇，他们便不再回来了。还有从外埠来的信徒到我们这里来，有些人素日在他们本教会中一向是受人的尊敬推崇，他们满心希望到我们这里也要受到那样的待遇，不料到这里以后竟得不着一点特别的优待，及至他们到别的教会去几次，别的教会的传道人一发现他们是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立时便如获异宝一般的请他们演讲，请他们作见证，请他们承担教会中的职分。因为有这种情形，当然他们不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因此这十几年来虽然也曾有一些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可是很少能长久留在这里的。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我们教会的损失、其实这正是我们教会的利益。因为喜爱虚荣的人留在教会中，会给教会带来无穷的祸患。
我教导圣徒注重信仰，我同样教导圣徒注重生活。我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要道，我同样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教训。因为各地教会中有许多信徒很明白圣经中的要道，在生活中却多有骄傲、好名、虚伪、说谎、贪婪、污秽、嫉妒、仇恨、毁谤、谗言、失信、背约、自私、自利、结党、分争、舞弊、营私、不孝、不忠，等等的罪恶，因此我便特别注重基督徒的生活。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圣徒，要在生活中表彰神，荣耀神，要藉着圣洁的人生和高尚的品德见证基督的救恩。有些人批评我注重行为、不注重信心和恩典。他们批评得不对。我十分注重信心和恩典，正是因为我注重信心和恩典，所以我才注重行为。正如经上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彼后一5-7）。又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四1）。我不希奇许多传道的人不注重生活与行为，他们自己的人生使他们不能讲生活与行为，也使他们不敢讲这些。我感谢神，这些教训确实没有白讲，有些圣徒因着常听这种教训，在生活上实在有了美好的见证。这种教训不只帮助了许多圣徒，也深深的帮助了我。我从十四岁悔改信主以后，就十分注重基督徒的德行；我从起初作工，就注重讲基督徒的德行，像注重讲基督徒的信仰一样。我现在还是这样，我也觉得我需要注重这个，直到我在主面前交账的日子。一个没有好品德的人根本就不配为神作工，一个为神作工的人若不教导信徒注重品德，他的工作就绝不会稳固坚实。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十分注重基督徒的生活，使徒们所写的书信也是这样谆谆的教导教会，今日为神作工的人岂可忽略这件事呢?
我在十四岁信主以后，受一位益友的督责管教，得了极大的益处，建立了一生作人的基础，因此我现今也是这样对待神所交付我、使我照顾的这些圣徒。我每逢看见圣徒作了不合真理的事，说了不合真理的话，就绝不轻轻放过，一定要指责他的过失，劝他悔改。不但在大事上这样，就连微小的罪我也不愿意放过。因为我深深知道许多极大的罪都是由微小的罪所引起来的。我也深知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最要紧的责任，就是引导圣徒远离罪恶，走圣洁公义的道路，这比给他们一些圣经中的知识更为重要。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如果看见圣徒犯罪，却不责备警戒他们，他就在他们的罪恶上有分。我不敢辜负神的托付，我更不愿意在别人的罪上有分。
因着我在讲道的时候注重基督徒的生活，对于犯了罪的圣徒又加以指责劝戒，不少的圣徒确是在生活上有了良好的见证，同时我自己也因此得了极大的益处。因为我越教导别人，劝戒别人，自己也就越需要谨慎检点。不这样，我便没有权柄、也没有颜面再去教导别人，劝戒别人。我每逢读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中对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便满心羡慕，愿意勉励作一个这样的传道人。我也深知道这样的传道人才能有权柄、有能力，才能作圣徒的模范。没有高尚的人生的传道人无论怎样能讲道、能号召、能活动、能交际，他们的工作只能有短时期的兴旺发达，绝不能存留得长久。因为那些因他们的工作得了帮助的人有一天发现他们的品行与真理不合，便被他们绊倒；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自己拆毁了自己所建造的工程。
因为我不容忍罪恶，我得了许多朋友，也树了许多仇敌。那些接受我的劝戒的人因为得了我的帮助，便用真挚的心爱我，但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便惧怕我，恨恶我。我们中间的圣徒如果犯了罪，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认罪悔改，再一条便是远远的离开我们，不用等到我们赶逐他，他自己就把自己赶出去了。
关于牧养教会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在教会中作领袖的对于正与邪、是与非、务必认得清楚，看得明白，并且绝不有丝毫的妥协让步。一切合乎真理的都积极的去作，一切违反真理的都严厉的拒绝。为贯彻这种主张，必须不怕一切的误会、反对、攻击、逼迫。什么时候教会的领袖顾全情面，怕得罪人，怕受误会和反对，怕遭逼迫和危险，因而与不合真理的事妥协，对背道的事让步屈服，他们一定要失去能力和权柄，教会也就要开始堕落腐化。神的工人对付教会内部的问题，或应付教会外面的困难，都必须有这种坚决勇敢的精神。要作神忠心的仆人不但不可顾惜财利，也不可顾惜名誉甚至不可顾惜性命，不然，就必要因此胆怯懦弱，畏首畏尾，与撒但妥协，同罪恶屈服。教会的领袖必须敬虔，也必须勇敢。教会的领袖如同军队里的元帅，元帅如果畏缩胆怯，临阵脱逃，或是倒戈降敌，全军绝不会有胜利奏凯的希望。我是一个生性怯儒的人，但神的话临到了我，他的能力复庇了我，使我在这点上没有辜负他的托付与期望。他的作为真是奇妙，他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我牧养教会一向就主张不徇情面。有人向我请求什么事，能允诺的便允诺，不能允诺的便推却。“人情”，“面子”，在我们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有一对夫妻来请求受浸，我发现他们二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受浸，我只能允诺那一个人，却不能因为他们二人是夫妻的缘故便同时允诺。如果有朋友二人同时来求我作保证人，其中只有一个是我深认识的，我便只允许保证他一个人，却不能因为“情面难却”便为那个不深认识的人作保。如果有一对未婚夫妇来请我为他们证婚，在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我认为不可为他（或她）证婚的，我绝不看一方的情面便答应这件事。我坚决主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五37）。若要我对一件事心中反对、口里却表示赞成，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神绝不允许他的仆人去敷衍人，去讨人的喜欢。真理是不能打折扣的。教会的领袖一顾“人情”与“面子”，纵使不完全违背真理，也需要将真理打一个七折八扣，教会又焉能不腐败呢！
1942年我们的教会经过一次严重的考验。1941年12月8日，日本与英美两国交战，那日上午，北京各英美差会所设立的礼拜堂都被封闭。14日（星期日）全城大多数的礼拜堂都不能照常聚会，这是从1900年义和团乱事后第一次各大礼拜堂停止礼拜。各教会的领袖们在那时都十分焦急，他们集议怎样维持工作，因此便成立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发公函给全市各教会。我在12月17日也接到了一封信，信内说，
“启者，今拟于月之十八日（星期四）午后新三时，假东堂子胡同内务总署大礼堂，特开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讨论进行一切事宜。千祈届时惠临为荷。专此顺颂
台祺
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谨启 十二月十五日”
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便感觉到各教会这种作法与古时以色列人下埃及求帮助的事完全相同。他们一向日方求援助，便给了日方利用的机会。他们实在应当只仰望神，而不请求世人的协助。因为无论什么事、一向人求帮助，对方如果提出什么条件来便不能不允诺。不过我与各教会的领袖素日没有来往，他们所定的路又与我所定的不同，我也无从帮助他们。我们的教会既未曾和西国差会有连系，又未曾受日方的干涉和封闭，自然更没有谈到“维持”的必要，所以根本用不着出席。以后虽然零星听见一点“基督教维持会”开会的消息，也未曾多加注意。及至次年（1942年）1月16日下午，忽然有一位青年会的干事到我这里来，述说各教会已经组织了一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他受该会会长的委托，劝我们加入该会，并说如果不加入，恐怕以后教会会发生困难。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只告诉他说晚间再给他回信。这天晚间我同妻，并两位教会中的同工，和另一位弟兄，谈论这事，我们大家一同跪下祷告。不到几分钟，我忽然想到经上的话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14）。我不再求告了，我只感恩赞美，因为我已经明白了应当怎样应付这一件事。神不叫我和不信的同负一轭。许多教会里有很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教友，还有许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传道人，神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许多教会中的领袖所讲的道不但不造就人，而且败坏人的信心；许多教会中充满了背道的事，与世界连合，成了各样污秽可憎的雀鸟的巢穴；神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我又清楚看出来这次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有政治的背景，受日方的操纵，神更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及至我们祷告完毕，我问他们四个人的意思。那日晚间我们五个人异口同声的说“不参加”。于是当晚我们便答复那位和我们接洽的人，告诉他我们决定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次日我的一位同工（那日晚间前往答复的那一位）告诉我说，根据昨晚的谈话，对方表示似乎是说加入联合促进会是必须的。（那就是说，无论是否愿意加入，也必须加入。不容许人随意选择，不然，便不能再存在。）那时我深觉得我和我的几位同工正像一只轮船上的船长与大副、二副，这只轮船遇见了狂风巨浪，全船（全教会）的安危都系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我们的责任真重大无比，偶一错误，就会使全船沉入海底。十八日我自己又见了那位同我们接洽的人，告诉他说，我们的教会决定不参加联合促进会。
三月上旬我到天津去作工的时候，得一位同工的信说，那位先前来与我们接洽的人又来和他谈话，还是劝诱我们参加，他回答说，“王先生不在家，我不能作主。”3月7日我由津归来，恰好有一位由安徽来到北京的姊妹来看我，谈话中知道她当校长的那个女学校被日方接收，日方劝诱她仍当校长，帮助他们办学。她回答说她不能与不信的人合作，日方屡次利诱威胁，她始终拒绝不肯合作，最後他们传她到宪兵队去，她还是坚持到底，未曾屈服，他们竟没有向她再作甚麽。我听了她的见证，更激发我的信心和决志，我想她是个女子，还能这样向神尽忠，勇敢不屈，我是一个男子，又领导着一个教会，且蒙了神重大的委托，如何能屈服在恶势力之下?我们那天的谈话使我得了不少的坚固，我更决心无论如何不参加联合促进会。
4月18日我到西城去参加马路加先生的丧事聚会，在会中遇见日本牧师织田金雄，会后他竭力劝我加入联合促进会，并说兴亚院联络部的调查官武田熙很想与我见面谈话。他又说，“联合促进会亟需要像你这样意志坚强的人参加。”我回答他说，“正是因为我意志坚强，所以找才绝不参加。”那天我们两个人站在大街上谈话有几十分钟之久。4月29日我在会堂讲道，题目是“经过火窖与狮穴的四位圣徒”。那些日子我深感觉已经有危险摆在我的面前，我讲这个题目一面是勉励别人，一面是勉励自己。
4月30日的晚间我从外面回来，进晚餐的时侯，妻交给我一封信，是联合促进会寄来的。信内说，
“敬启者，我基督教各宗派、各公会，因时局之演变，为促成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精神起见，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已于4月18日正式成立，本市按章应设分会。贵堂既在分会区域内，有参加之必要。特请派遣代表，于5月1日上午新十时出席，共讨进行，聚会地点假米市中华基督教会。此上
基督徒会堂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分会启”
以前约三个多月虽然联合促进会也曾屡次劝诱，总是托人来谈谈，这时候书面的通知来了，并说明“有参加之必要”。我们也必须给他们一个正式书面的答复，这时不免正式交锋了。那天晚间九时半，在别人都睡了以后，我独自坐在会堂的南面台阶上思想这件事。那天是阴历3月16日，月光把全院照得极明亮。我回想已往十几年之久，神怎样引导我，从我家中三两个人的小聚会开始。逐渐发展而增到几十人，一二百人，后来怎样在前炒面胡同租房聚会，再後怎样在这冒购地建堂，聚会的人增到四五百人。今日有了这样适宜的会堂，不再感到以前人多地窄、聚会艰难的苦况。我又想到近几年教会蒙神眷顾，各方面都有相当的进步，全教会和几位同工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可是今日已经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参加这个巴比伦式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违背神的旨意，不参加势必受日方的干涉，遭遇封闭，我个人也难免遭遇危险。我也想到了我那年迈的母亲，如果听见我被逮捕，她一定要焦急惊恐，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我清楚知道在日本军部的威势之下如果有人表示不肯服从，结果是绝无幸理。我又想到他们也许占了这座会堂作某种用途，几百个信徒再不能每周在这里快乐聚会、一同敬拜神。牧人被捕，羊群也就分散。想到这些事，我的心中起了极大的战争，我不能再想下去，也不忍再想下去。我也曾想到如果要避免这种种凄惨的结果，只有降服，只有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但那样作，我必须与那些我素日所斥责的人们坐在一处，彼此虚与委蛇，作着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讨论与合作，我必须与一些“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作同工，我必须与别人一样，心中以为非、口里却要说是，我必须认黑作白，指鹿为马，我必须把我的信仰和主张都收在柜子里，终日去敷衍那些支配者、操纵者，我必须把我从前所写的那些刊物书籍都付之一炬，因为在那些刊物书籍中，我严格主张不畏强权、不顾情面、不随声附和、不人云亦云，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严格主张教会不能与世俗合流，神的工人不能受不信的人的支配，我严格主张笃信救恩的教会不能与不信派掌权的教会联合，神的真工人不能与假先知、假师傅合作。我又想到如果我加入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我势必推翻了我以前将近二十年来在国内各地所作的见证，那样不知道将要有多少信徒因我而跌倒，神的名因着我要受多大的羞辱！我不能这样作，我不忍这样作，我不敢出卖我多年所事奉的主，我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我在月光下思想了一些时候，就走进小会堂内去跪下祷告，祷告以后，再到月光下去思想，思想以后，又到小会堂中去祷告，这样往返有好几次。我平日自己祷告很少发出声音，那夜却是大声祷告，以致楼上睡眠的同工都清楚听见。我那夜明白了我的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直到后半夜二时我才上床就寝。感谢神，那夜他扶助了我，坚固了我，赐给我信心和勇气，使我决定心志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夜只睡了四个小时的觉，梦中仍是接连不断的梦见那些事。次日清早，我写了一封信，交工友送交联合促进会，信上说：
“来函敬悉，承嘱参加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一事，恕难照办。查贵会之设立原系以促进从前有西差会之教会使之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敝会堂自创立迄今，向系自立、自养、自传，自无参加贵会之必要，再者，贵会系由若干信仰不同之教会所组成，敝会堂为保守纯一之信仰起见，碍难与信仰不同之教会联合。所属派遣代表参加聚会一事，不克从命，幸希鉴谅为盼。此复
基督徒会堂敬复。五月一日。”
那天午间有一位信徒来看我，他是代表本市一个教会去参加联合促进会的聚会的。他告诉我说，他们正在会场的时候，工友将我的信送进去，大家看过后，认为像我这样倔强的人，谁也无法劝导，只好交给日本人办理。以后日本人河野静士进来，他们便把那信交给他，他看过以后便收在衣袋中，散会以后那位河野先生向北走去，那位信徒揣测他大约是到日军司令部去。那位信徒劝我赶快挽救这种严重的局面，切不可触怒日本军人，因为那是万分危险的事。他劝我赶快加入联合促进会，事情还可转圜。我回答他说，我已经定了心志，绝不参加。我感谢他的善意，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劝告。他看我心意坚定，便说，“各人有各人的恩赐，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你既下了决心，我自然不再劝你加入，不过你不妨与那位河野先生见面谈谈，免得发生其他误会。”他又把河野的地址与电话号码留给我。他走了以后，我想，见见河野与他谈谈，免得发生别的误会，倒也可以，因此我定意下午找一位会日语的信徒陪我去见河野。我与妻商议，她认为联合促进会来了信，我们已经回了信，那就已经够了，如果我去见河野便是多走了一步，也是有惧怕日本人的意思，与我平日所讲不当怕人的教训是相悖的，因此她不赞成我去见河野。妻坚决阻止我去，我也略略改变了意思。那天是星期五，晚间有查经班，有一位通日语的信徒每次必来聚会，那天我心中想，如果她来，我就去一下，如果她不来，就是神的阻止。感谢神，他那天特别阻止了那位信徒，使她没有来聚会，因此去见河野的事就作罢了。
6月24日晚间，有一位常在这里聚会的弟兄来同我谈话。他说他得了信息，此地政府当局受日方的命令，决定封闭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的教会。他说，“全城的教会差不多都已经参加，你为什么坚决不肯参加?”他认为我是固持己见。他认为这个礼拜堂被封闭是一件太可惜的事。他说他自从来到北京，曾到过多处礼拜堂，要寻找一个属灵的家，末了找到这里。如果这个会堂被封闭，他便没有可去聚会的地方。所以他劝我急速加入，好避免不幸的结局。我那天留他长谈，我把不能参加的理由详细向他讲述。他明白了以后便说，“你既有这样充足的理由，就坚持到底罢。”在那个时期中我又屡次听见各种可怖的风声，我料想我们的会堂早晚要被封闭。同时我们教会中也有一部分信徒不赞成我这样作。他们只看见会堂被封闭是一件不幸的事，却不明白参加联合促进会是一件违背神的事。6月28日午后圣徒聚会的时候，我对他们解释按着真理我们不能参加的原因。我告诉他们我们宁可被封闭，也绝不参加。那时候每次聚会都可能是我们的会堂中最末后的一次聚会。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日本牧师声言，如果有什么教会不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便是“重庆系”。我想这个罪名确是一个洗刷不干净的罪名。日本与英美交战，称英美教会为敌系教会，我们的教会既不是英美人所创办，又不受英美差会的资助，当然无法称我们为英美系了。但我是中国人，他们说我是“重庆系”这可怎么洗刷呢？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危险就在眼前，自然不免有些担心，但因为已经决定了心志，除了有时有些畏惧以外，心中倒也没有什么战争。那些日子风声越来越紧，甚至有一部分常来聚会的人都畏缩不敢来。其中有一个人亲口说，他所以不来聚会，是怕被日方关上会堂大门，把他逮捕了去。说起来真可笑，日方捕他作什么呢?那时候真可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许多人为我担心为我害怕，也有几位信徒听见这事从远方寄信来，劝我逃避危险，参加联合促进会。我每次得一封这样的信，就觉得这是一次“彼得式的劝告”，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感谢神，他保守我，使我丝毫没有怀疑他的指示，也没有摇动一点起初的决心。更感谢神，他开我的眼睛，叫我看见“惧怕危险”便是许多很好的圣徒犯罪堕落的原因。他使我看见扫罗王从最好的地步堕落到最可怜的地步，起始就是因为他看见非利士人众多，心中恐惧，便不等候撒母耳来到,就擅自献祭，因此违背了神。(撒上十三1-15)。我那时深知道如果我因为惧怕日方的危害，因而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我便会像扫罗那样被神弃绝，被神废掉，再不配作他的仆人，再不能作他的仆人，那时我将要陷入最可怜的境地。我既从扫罗王身上得了教训，便在8月3日至16日所开的夏季讲道会中讲了扫罗一生的事迹。
8、9月间“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又在演变了。日本国内的教会已经改为“日本基督教团”。日方也命“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起初联合促进会的人员认为“教团”这个名称既不是圣经中的名称，又明显是受日方的操纵，因而表示不赞同，但因为日方必要贯彻既定的政策，联合促进会中又没有威武不能屈的人物，便也就承认了。因此于9月8日“内务总署”召集教会领袖于灯市口妇女圣道学校举行第三次基督教讲习会，并筹备教团的成立，会期三日。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基督徒会堂被封闭的日子临近了，便特别勉励圣徒刚强勇敢，作主精兵，千万不要屈服于恶势力之下。
最后的战争终于临到了：10月9日午后6时，日人河野静士偕同一个中国翻译员到基督徒会堂来访我，告诉我说与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要见我谈话，问我能否在次日早晨九点钟到该部去。我知道最后的战争就在目前，我前面的工作和基督徒会堂的前途都系于这一次的谈话。我不能退避，也不愿退避，我当时答应说，「明天可以去」。我在5月1日没有去找河野，河野到底在五个多月以后找我来了。次日（1942年10月10日）的早晨有几位圣徒到会堂来特别为我祷告。9时前我骑脚踏车出发。在路上我口中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那首诗的前两节——
「站起进攻为耶稣 作其圣架精兵 高举其纛极尊贵 不可使之伤倾
我一面骑着车向前进，一面口中唱着这首诗。我兴奋极了。我觉得好像率领着千百名军兵去冲锋陷阵。及至到了兴亚院华北连络部会见了武田熙，他首先说了一些景仰的话语，以后他对我说，“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我当时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我当时并略略对他述说了一些我的信仰、我的主张、我的使命，并我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他见我的表示非常坚决，便对我说，“政府决定叫各教会都合一，这件事是势在必行的。”我回答说，“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对我说，“请你再考虑一下好不好?”我回答说，“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月之久，现在不需要再考虑了。”他接连好几次请我再考虑，我也接连几次回答他说，再没有考虑的余地。我知道这样回答他是太硬，是太不留情面，但我不能说谎。我确是已经下了决心，不想再去考虑。如果我答应他再考虑，便是说谎。我不敢这样得罪神，我也不愿意给他留一个再劝诱我的机会。我必须趁着我刚强的时候把退路截断。封闭就封闭，逮捕就逮捕。趁着今日刚强的时候不得胜，将来一时软弱，就难免失败。我们两个人谈话已在一小时左右，我们双方的谈判已告决裂。我对他说，“武田先生，若没有什么别的事，我就告辞了。”我立起来，他也立起来，同我很恳挚的握手。我当时不明白这种亲善的表示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是因我的谈话受感，而对我表示钦佩，或是他表面对我表示好感，以后再通知宪兵队逮捕我，处办我？无论如何，这次谈话蒙神的保守，我是得到胜利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上下午都有聚会，我想这日的聚会也许就是我们末后一日的聚会。因为我既然有那样坚决的表示，他们对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的事是绝望了，同时日方绝不能不贯彻他们既定的政策。基督徒会堂被封闭，按当时的情形看来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又过了4日（10月15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中南海怀仁堂开成立大会。那天最值得人注意的事有四件：一、是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大会不是开在全市几十个礼拜堂中的任何一个堂内，乃是开在历来中国政府及日本统治下的华北政权每次举行大典或召开大会的怀仁堂内；二、是在那次成立大会中有华北日本军政界的首脑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要人出席致词；三、是成立大会的秩序单上的第五项是“为友邦大东亚战争阵殁将士静默” （当日开会的秩序单上是这样印的。但教团成立周年纪念册上将“为友邦大东亚战争阵殁将士”十二个字删去，只印“静默”两个字。）四、是那日全市的通衢中贴了许多“新民会”庆祝“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的标语。就不用提教团成立的经过和内幕，只看这四件事，一个人若不是痴子，他总会明白“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背景是怎样的了。到这时候我们中间从前一部分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渐渐的同情我了。
教团成立后，关于我们基督徒会堂的消息转趋沉寂。我那时不知道前途如何演变，只是每日都准备看遇见不幸的事。我那时想到唐朝安禄山作乱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官吏都望风奔窜，河南北诸郡尽属于贼。真源令张巡起兵于雍邱，后来睢阳被贼将尹子奇率大军围攻，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求救，张巡引兵三千进入睢阳，与许远一同守城还有张巡的部将南霄云、雷万春，都与张巡同心协力坚守睢阳，一直到城中食尽，将士病不能战，城陷被杀。可是因着这几个将帅的忠勇，保全了江睢富庶之区。我对我的几个同工讲论这几个人的故事，勉励他们作今日教会中的「睢阳勇士」。我劝勉他们在这整个的教会都被撒但蹂躏的时期，无论如何总要为我们的主保守这一小块干净地土，纵使像张巡、南霄云、雷万春那样以身殉城，也不要向撒但屈服请降。感谢神，这块干净土是保守住了，我们却未曾像那几位将帅以身殉城。睢阳城终于失陷了，基督徒会堂却是屹立未动。这是神的保守、神的大能。
11月10日的午间，本段派出所警察送信来叫我即刻到日本宪兵队去。我因为从日军占领北京后，日本宪兵队从来没有传过我一次，这次忽然传我到队揣想必是为教团的事。我料想日方必是藉着宪兵队的威势劝诱我恐吓我，如果这次还不屈服，就先把我押下以后再对付我。我一点不会想到还有别的原因。因此赶快拿了我的皮包装上我的圣经、眼镜盒、毛巾、牙刷和一双毛袜，又多穿了两件衣服，预备被他们扣下。无论如何我仍是绝不参加教团。我不但在神面前应许他要顺服到底，我也在众圣徒面前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我有一日屈服，领我们的教会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你们就都即刻离弃我，再不要听我讲道，你们就称我为加略人犹大。”（这话是在10月25日下午5时圣徒聚会中说的。）我已经破了釜，我已经沉了舟，我已经堵塞了我的退路。那日我临出门的时候对妻说，“如果到日暮我还不回来，便是被宪兵队押下了。无论如何绝不屈服。”我早就想到有一天宪兵队要拘捕我，我曾对我的几个同工们说，“如果我被宪兵队拘押，你们中间谁也不可为营救我而允诺参加教团。若是你们这样作了，我出来以后不但不感激你们，还要怪罪你们，并且我们还要自动的关门停工，因为我们已经失了节。”那天我没有对妻多说什么话。她送我到门口的时候，我连头都没有回便走了。到了宪兵队，看见有几个别的教会的“牧师”在那里，我讯问他们是为什么来的，才知道是宪兵队把他们传来办理移交英美差会房产的事。后来向宪兵队的人问明，知道他们所找来的都是英美两国差会所设立的教会的牧师，并没有我的事，不过是因为派出所弄错了，才把我传去，我便回来了。虽是一场虚惊，但回头一想，确是很有意味。感谢神，随时赐给我需用的力量，没有使他的名受到羞辱。
从10月10日武田熙找我谈话以后，日方与教团方面都未再来找我。起初几个月我还准备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及至1942年过去，我看再没有任何新的事态发生，才料想他们是不再过问我了。1943年11月我到青岛去领会，听一位弟兄告诉我说，武田熙某次到青岛的时候，青岛教团分会的同人宴请他。在席上有某君问他说“武田先生，华北各教会不是都必须加入基督教团么？怎么王明道主持的教会不加入呢?”武田熙回答他说，“我曾与王先生会谈过，他不加入的理由很充足，他的态度也异常坚决。我们无法勉强他们加入。”某君再往下问说，“如果别的教会也像他们那样不加入，教团不是就散了么?”武田回答说，“别的教会也不能这样作。”听见这番谈话，再证以1942年冬在北京间接听人传述武田先生所说与我谈话所得的印像，我明白那次他对我所表示的亲善不是恶意，乃是诚意。感谢神，那天赐给我需用的勇气和信心，并在我身上成就了他的应许“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太十18-20）神的话是那样真实可靠，投靠他的人真是有福的。
今日回想那一场恶战因着神的保守得到了光荣的胜利，实在当欣幸感恩，可是在那时候确是十分的艰苦。在日方军部的势力之下，谁敢略有反抗?还记得那时有一位朋友来劝我说，“明道，我劝你还是学聪明些。到不得已的时候再牺牲也值得，现在还不是牺牲的时候。”我说，“这还不是牺牲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呢？”他又对我说，“你不知道日本军部屠杀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弄死一个蚂蚁那样容易么？”我听他所说的这句话，当时心中确是有片刻的畏惧。不久我回答他说，“你说的是，但我不是一个蚂蚁，我是至高神的仆人。神不许可，任何人不能加害于我。”在那一年当中，信心有时坚固，也有时软弱。每逢听见一些险恶的风声，心中便涌起一片畏惧的波浪。我自己生性就胆怯懦弱。父亲是在义和团之乱被围的时候因惧怕而自杀的。我是他的儿子，我在这点上很像父亲。这次得着了光荣的胜利，是神的大能在我的身上彰显出来。我没有可夸的，我只夸神的作为、神的信实和神在信靠他的人身上所显的大能、大力。我的胆量虽小，我所事奉的神却大得无比。有些人说我大胆无惧，他们说得不对。我一点不胆大，我更不是不惧怕。我惧怕得很。不过我怕得比一般人合适一些，我怕对了地方，我怕我得罪了神。我确实的知道，如果我得罪了世上所有的人，他们都起来加害于我，只要神略一伸手，我便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但如果我得罪了神，以致他向我发怒，降祸于我，纵使世上所有的人都想救我，也无济于事。我不是不惧怕，我乃是怕那位当怕的神，却没有怕那些不当怕的人。
这场属灵的恶战最艰苦的一点，并不是他的险恶剧烈，乃是时间长久。如果战争的时间只有一天或几天，那就容易得多。纵使它只有一两个月也还好受。可是它的时间自从一月延到年底。这样久的时间，每日在惊风骇浪中度生活。准备着遭封闭，却未封闭；准备着被逮捕，却未逮捕；可是随时又有被封闭、遭逮捕的可能。撒但在这悠久的时日中，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那种滋味、那种痛苦只有过来人才能明白。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心思，人的感觉，人的爱好，人的畏惧。我愿意度着平安的日子，我惧怕身体的痛苦祸患，我知道日本宪兵队的残暴，我晓得囹圄中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家中有年近八十高龄的老母，我不愿意她担惊受怕。但为神的真理、神的荣耀、神的教会和我所事奉的主、所见证的道，我又不能向撒但高扯白旗，去作神的旨意并我的良心所不许可我作的事。我感谢神，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率领我在基督里夸胜。我又感谢神，他使我的同工和我的妻子都与我同心，没有一个人掣我的肘，他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回想1942年全年的岁月，无异乎在火窖中行走了三百几十日。感谢神，在火窖中行走的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还有一位“相貌好像神子”的与我们一同行走，所以“火无力伤我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今日仍是我们的神，但以理的神今日仍是我们的神。神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自从经过了那一次的战争以后，我的信心和勇气都增加了不少。在那样危险的境地中，神都保守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一次宝贵的经验在近几年来使我得了不少的帮助。
从这些年工作的经验中，我明白了牧养教会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许多信徒聚集在一处，各人的性情不同、知识不同、见解不同、背景不同，基督徒虽然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但各人还都有肉体和肉体里面的坏东西。不遇见什么事或不长久相处，还不感到什么困难。一遇见事情或相处的日子一久，种种的纠纷便相继发生了。有些人粗心大意，有些人精细谨慎；有些人心小量窄，有些人慷慨豪爽，有些人诡诈阴险，有些人正直忠诚；有些人多猜多疑，有些人心地坦白；有些人视财如命，有些人挥金似土，有些人胆小如鼠，有些人勇猛似虎，有些人事事想从别人得利，有些人处处愿意帮助别人。而且有长处的人也都有短处，总没有一个人只有长处，没有短处。把这许多人集合在一处，日久天长不发生磨擦冲突，真是不可能的事。牧养教会的人需要照顾、领导这些人，也需要包容、疼爱这些人。当他们彼此中间发生磨擦冲突的时候，需要为他们调解，稍不谨慎，便会把事看错，把话说错，以致使事态越发恶化。就是说的话都十分公正、下的判断都十分确当，两方面因为都看见自己的理，却没有看见对方的理，便很容易认为他有所偏袒，因而对他发生误会。牧养教会的人本是为爱主和爱群羊的缘故才肯费心、费力、费时光、费唇舌，去为他们调解。谁想到竟因此招来误会，如果不存着慈母的心肠，谁愿意再过问他们的事呢？还有许多时候存着爱心帮助人、栽培人、规劝人，那得帮助的人不但不知道感激报答，稍不如意竟会看那帮助他们的人为仇敌，给他许多打击和痛苦。作父母的只有几个儿女，便常感受这种痛苦。一个牧养教会的人要照顾几十、几百个信徒，他所要遇见的打击和痛苦要有多少呢?
牧养教会的人还有一种困难，就是他们按着神使他们看见的真理，决定一件事情，进行一种工作，他们既知道那是合理的，当然要尽心竭力的去作。有些信徒没有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便认为他们作的不对，其中有些人在他们的背后批评论断，也有些人在他们面前提出建议。他们既清楚明白是应当作的，自然不能听了别人的建议便改变方针。这样一来，那些人便认为他们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于是便批评反对。在这种情形之下，牧养教会的人要想向神尽忠，便不免遭一些信徒的反对；要想避免这种反对，就不能向神尽忠。那些战兢恐惧、小心翼翼、时时看众人的面色行事、只求众人的欢心、根本不想到向神尽忠的传道人，自然遇不见这种难处，但他们也作不好神交托他们的事工。我还记得1942年拒绝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那个时期，我们中间就有一部分信徒不赞同我的主张，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见的。他们认为参加那个组织既不是必须敬拜假神，又不是必须丢弃信仰，那有什么不可的呢?他们只看见工作，没有看见神向我们所要的忠贞和顺服。那时有些人在我背后表示不满意，也有少数的人来劝我参加，我只有毅然决然的谢绝了这种建议。当时确是有些人不对我表同情，认为我是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在一个长时期以后，他们才明白他们那时的见解是错误的。
在接纳信徒这一件事上，我也常遭一部分信徒的误会。许多信徒认为他们费心费力领了几个人信主，应当快些允许他们受浸。他们却不晓得有些人口中表示信主，心中并未曾真实信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为希冀得世上的利益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为想讨上司或主人的欢心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为追求信主的异性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敷衍信主的亲友的面子而表示信主的，还有些人是糊糊涂涂、盲听盲从而表示信主的。我在多年以前也像他们一样，认为一个人口中表示信主便是真信了主。多年痛苦的经验使我明白了，口中表示信主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未曾真心信主的。如果把这些人都接纳到教会里来，便是给教会种下了祸害的种子，教会焉能不腐败呢?十几年前有一位热心有余、见识不足的信徒，很努力劝人信主，也努力劝人受浸。她领了不少人来请求受浸。但我同那些人谈话以后，发现其中大多数的人根本没有信仰和生命，还有一些人完全是因为情面难却，不得不敷衍她，所以随着她的领导来请求受浸。当然我不能允许他们受浸。那位圣徒难受极了。她想她费那样多的时光和力气领了一些人来，我竟不肯接纳他们，那真是不可容忍的事。她把那些人带到另一个教会里去，他们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受了浸。她自然也就喜欢留在那个教会中。就是在今日我们中间仍有一些信徒因为我在接纳信徒这件事上特别慎重，心中仍然不太满意，我却清楚知道要保守教会不致腐化，这是一件极不可忽略的事。
我不轻易请人讲道，也是常遭人误会的一个原因。我们会堂中的讲台，除了我的几个同工以外，只有极少数别处的工人会被邀登台讲过道。此外无论是本城的，或是从外边来的，我们都十分谨慎，不敢轻易邀请。因为如果请他们来讲道，却不深知道他们的信仰，倘若他们讲出不合真理的话来，是半途阻止他们呢?还是容他们讲完呢?我既把他们请来，当然不应当半途阻止他们，给他们难堪，但如果容他们讲完，势必使听的人受到损害。到那时岂不是进退两难?最安全的道路就是在未曾十分清楚知道这个人的信仰以前，绝不请他登台讲道。另一个缘故是有些传道的人虽然会讲道，但他们的生活和品德却卑鄙污浊。若不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是不容易被人知道的。如果贸然请他们讲道，有一天他们的劣迹显露出来，不仅是玷污了圣洁尊贵的讲台，而且会使许多人受到坏的影响。我从经验中看见有不少会讲道的人确是心中充满了诡诈、贪婪、淫乱、嫉妒、骄傲、自私。他们会利用登台讲道的机会彰显自己，欺骗听众，诱惑人跟随他们，勾引无知的妇女，在教会中散布分争，有一天教会受了大害，请他们讲道的人不能不负责任。许多信徒就是因为教会请了这样的人讲道，后来受了他们的害，因此我不能不特别谨慎。但多数的信徒不只没有这种经验，而且不容易信那些会讲道的人能有这种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一个人讲道讲得好，便是神忠心的仆人，就希望我快请他到我们这里来讲道。我因为慎重起见，当然不肯轻易邀请他们，这便不免招人不满意，甚至会招来误会、批评、与论断。我一点不怪罪他们。二十几年以前我也和他们一样，听一个人讲道讲得好，便认为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便敬爱他，接待他。如果我在那时照顾一个教会，我一定会请他来讲道。但这二十几年间我从经验里深深明白了主耶稣警告门徒的话：“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黎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太七15-23）我为这件事曾受过不少的误会。但在那些人的劣迹显露出来以后，误会我的那些信徒才承认我所作的确实是对了。
不热心的信徒对教会的事工漠不关心。热心的信徒对教会十分关心，因此他们总希望他们所提的意见都被采纳。如果他们的希望不能实现，他们便感到痛苦。牧养教会的人应当嘉许他们的热诚，但又不可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这一定会使他们受打击、遭失望，还会使他们对牧养教会的人不满意。但神的仆人若想对神尽忠，就再不能顾到这些困难。
在讲道这一件事上也有同样的困难。注重某一方面真理的人便总希望能当听他所注重的道理，正好像喜欢吃鸡、鸭、鱼、肉的人巴不得每顿饭都吃鸡、鸭、鱼、肉，喜欢吃青菜、萝卜的人巴不得每顿饭都吃青菜、萝卜一样。明智的父母绝不能因为子女喜欢吃什么，便每餐都给他那种东西吃，那样会毁坏他们的健康，妨碍他们的发育；总要将各样的食品调换着给子女吃，使他们的身体得到各种的营养。一个向神尽忠而且真爱群羊的牧人，也当这样不照着信徒们所喜爱的，却照着信徒实际的需要，按着时候分“食物”给他们吃。那些偏重某一方面真理的信徒自然会对他们不满意，向他们发出怨言来。
牧养教会的人应当怎样应付这些困难呢?第一，应当决定心志，只求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向神尽忠；第二，应当存着父母疼爱儿女的心对待自己所牧养的群羊；第三，应当把自己的得失、荣辱、利害、损益，一概置之度外；第四，应当存心谦卑，虚怀若谷，乐意采纳一切良好的建议和规劝；第五，应当不顾情面，不怕反对，勇敢贯彻自己从神所得的指示，不怕受人误会批评。有了这几样，便不愁不能作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工人了。作一个忠心事奉神的人困难实在很多，受的苦痛也不少，但他在神面前所得的福分和赏赐，足能补偿他所受的损失而且有余，他又何必畏缩退避呢?
神给我一样特别的恩典，是大多数牧养教会的人所得不着的，就是二十几年来我到过几百处教会，在那些地方看见了许多的事，因而得了许多经验。我看见了许多教会的长处，也看见了许多教会的短处。我看见了许多教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也看见了许多教会是怎样败落下去的。我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怎样成功，也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怎样失败。我看见了许多忠厚的人怎样受人欺骗，我也看见了许多诡诈的人怎样欺骗别人。我看见了许多敬虔的人暂时受了别人的误会和攻击，后来却因此蒙了神极丰盛的恩惠，也看见了许多狡猾的人暂时得了势力与亨通，后来却因此招来极惨痛的结局。我看见了一些教会中的领袖存心谦卑，虚怀若谷，因而被神所重用，也看见了许多教会的领袖好大喜功骄傲狂妄，因而被神所废弃。我看见了有些为神作工的人因为刚强勇敢，便战胜了仇敌的威胁与恐吓，因而立了战功，也看见了许多为神作工的人因为胆怯畏惧，便屈服在强权势力之下，因而遭了失败。我看见了清廉圣洁的传道人被神高举，得人敬爱，也看见了贪污淫荡的传道人受神咒诅，被人厌恶。我以那些好的作为自己的模范，以那些坏的作为自己的鉴戒。这种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是株守一隅的传道人所无从得着的。神使我有广大的机会能够得着，这是他特别的恩惠，也是我特享的权利。
从1925年春在甘雨胡同二十九号我的家中开始有几个人聚会，到今日已经将近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中从几处家庭中的聚会渐渐进展而租房，再进展而建堂，从几个人聚会增加到七八百人，从两个同心的圣徒——我和我的老友石天民——增加到几百位圣徒（包括留在北京和已经外出的）。这不但不是出于我的计划，而且是我从前想都未曾想到的。这都是神的作为，只有他当受赞美和尊崇。我不希望作大事，我只希望在今日这真道不明、人欲横流的世界上能活出神所要的人生来，能证明神的道，能在神面前尽忠，能在我的岗位上荣耀神，能随处播散基督的香气。我不希望建立一个大的教会，我只希望在今日这教会与世界同化的景况中，能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使圣徒和世人能知道教会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团体。今日世界上需要有一些“模范的圣徒”，也需要有一些“模范的教会”。我求神使我能作这种圣徒，我求神使我所牧养的教会能作这种教会。
1949年12月28日
第六章 你们给他们吃罢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罢’。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么?’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可六34-44）
主耶稣不是不知道门徒没有这样多的食物可以分给好几千人吃。他更知道只有他显大能才能使这许多人饱足。但他愿意他的门徒在这伟大荣耀的工作上有分，所以他在未曾行这一件神迹以前，先吩咐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罢”。
门徒有没有食物给这些人吃呢？有，他们所有的那五个饼，两条鱼虽然很少，绝不够那许多人吃的，但他们只要把这些交在主的手中，他便可以用这微小的奉献成就伟大的事工。果然，当他们把那五个饼，两条鱼献给主以后，这伟大的神迹便出现了，五千个人都吃饱了，以后还剩下十二篮子的零碎。
当我在二十一岁的春天蒙了神特别的光照以后，便为神的道大发热心，心中迫切，愿意把自己所得的恩惠告诉别人。有几次阅读了几种教会方面的刊物，看见一些离经叛道的文字，心中焦急，如同火烧，恨不能立时写一些证道的文章发表出来，警告信徒防备这些错误的道理，但那时苦于有心无力，只好徒唤奈何！1924年蒙神的恩待，经济方面稍有一点力量，便出版了四种六十四开版的小册子，1925年又出版了几种。这是我着手作文字工作的开始。
我从1923年开始订阅南京出版的灵光报，（双月刊，1927年停刊），欣喜中国教会有这样一种属灵的刊物。1925年在灵光报投了几次稿，都承该社刊登。不料那年6月初因为在南京遭遇误会，夏季往灵光报社所投的稿子被退了回来。当时觉得很懊丧，后来才明白这件事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因为若不是这样，我就不会感觉有自己办刊物的必要。
1925年的后半年与1926年留在江浙两省工作，屡次有信徒们要求我把所讲的道油印出来，使大家能保存或分送。当时因为时间有限，只好推却。后来想到如果能出一种刊物，把所讲的道刊印出来，供各地信徒阅读，岂不比零星油印好得多么?起初还不敢想出版定期刊物。但有一次我想到因为我的惰性很深，如果不出定期的刊物，便很容易得拖且拖，以致所成无几。那天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段：
“今夕思及，予苟无一定之工作督促于前，实不易殷勤作工。况就各种情形及需要观之，实有发刊一种定期出版物之必要。如能刊行一种季刊，当不能怠惰苟安，亦可多进行著作之工，助益他人，俾可稍结善果。明岁之春，正此工作创始之良机。如为父旨，祈父成全。”（1926年10月15日日记，时在杭州）。
过了十三天得了刊物的名称，那天的日记中有以下的几句话：
“今日午后思及发刊季刊事，为此祈祷，得一名为《灵食季刊》。不悉其是否合用？又得数题，为首次发刊之稿。为此工作当再多求父示。”（1926年10月28日日记，时在苏州）。
《灵食季刊》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根据主耶稣的那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罢”。我到处看见许多人缺乏属灵的食物，正如那五千多人缺乏肉体的食物一般。我在灵里听见主的命令说，“你们给他们吃罢”。我不敢推却这种使命，我也喜欢接受这个委托。我愿意把我这五个饼，两条鱼奉献在主的手中，随他使用，容他分给这大群饥饿的人们。我的主真信实慈爱，他收纳了这微小的奉献，在这二十几年当中，把这点属灵的食物不只分给五千人，五万人，而且分给更多的人，就连我这奉献礼物的人也因此得了意外的恩惠和造就。
1926年12月下旬由江浙回到北京。1927年1月准备开始发刊灵食，为这事考虑祈祷多次，虽然很清楚知道这是重要而且亟需的工作，但仍恐怕走得太急，以致把这件事弄得有始无终，虎头蛇尾，因此谨慎了再谨慎。有一天在日记中记了这几句话：
“为发刊灵食季刊一事，思之数月，颇觉其重要且急不容缓。虽有种种视为困难之事，如为神旨，则不难一一得胜。迄今既不能知不合神旨，则将祈父之成就，苟非父旨者，祈父在予未着手于此项工作之前加以阻拦，不使进行。”（1927年1月10日日记。）
1月12日到北京邮务管理局询问杂志挂号事，才知道必须先在警察厅立案，领得执照以后，才能在邮局挂号，往警察厅去的时候，因为早就听人说向政府接洽事项非常麻烦，所以心中疑虑，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手续。不料进行的时候还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困难。当我听到办刊物，需要取铺保的消息以后，有一位圣徒自动去为我找保。1月17日觅妥印刷局，19日同印刷局接洽妥当一切事宜，只等警察厅批准，就可以出版了。
当我起初筹备出版灵食的时候，自己奉献了一百五十圆，作这种文字的工作，因此在警察厅呈报的时候所填的资本是一百五十圆。1月29日警察厅派人来调查，并且说出版刊物资本至少必须有二百圆，因此再奉献五十圆。在等候警察厅批示的期间，就预备一切需用的物品。那年2月中旬本来已经允诺了东北几处的约请，去到那些地方工作，但因为等候批示，延迟了一些时候。后来因为警察厅方面久无信息，不能再等，便在2月24日离京出关，往东北几处工作。
东北这次的行程需要到十几处，为期两个多月。3月八8在沈阳的时候得着北京的信，知道灵食季刊出版的事已经警察厅批准，并且已经领得出版执照。因为初次发刊，北京只有老友石天民负责，他又在一个学校任教职，只能分一部分时间照料社中的事务。对于出版、印刷，我们都是没有经验的人。因此在3月25日由锦县乘京奉路车返京，留京六天，办理社中事务，校阅排就的样张，4月1日再出关工作。4月下旬第一册灵食季刊印好寄发。从那时起，这微小的刊物使问世了。
灵食季刊第一册出版的时候没有刊登任何题字和祝词，只有我自己写了一篇发刊语说：
“神所创造的人类是有生命的，能进步的，但他们所以能保守他们的生命，实现他们的进步，乃是靠着营养他们身体的食物。自小而大、自幼而壮，是藉着食物；由弱转强、由病转健、也是藉着食物。食物充足，人的身体就强健发长；食物缺乏，人的身体就衰弱死亡。因此神在未创造人类以前使先预备了许多供人类需用的食物。他对他所创造的人类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不幸人类因悖逆神命以致与神隔绝，受了咒诅，他们的生命被夺去；地上的食物虽然依旧年年长出，供世人的需用，然而只能贡献给世人少许的好处，却不能帮助他们脱离神的咒诅和死亡。从前惟一的需要，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和功用。孤苦无依的世人是何等的可怜呢！
“感谢神，他的慈爱总不改变，他向世人所发的怜悯永久如一；他在起初怎样为那未曾犯罪的人类预备食物，使他们保全生命；他在以后也照样为这已经堕落的人类预备食物，使他们得回生命（赛五五3；约六63）。他更为一切已经得回生命的人预备食物，使他们逐渐更新进步，达于完全（彼前二1-2）。起初所预备的食物是属物质的，以后所预备的食物是属灵的。属物质的食物可以供给亚当的后裔肉体上的需要，属灵的食物可以补足基督的门徒心灵中的缺乏。属物质的食物只能帮助旧人发育长大，但终不免于衰残死亡；属灵的食物却可成全新人强健完备，将来能够得着永存的基业。
“可叹！可叹！神为世人所预备的食物虽是这样充足完备，但还有极多的人一点未曾得着。自然有一些人是不肯领受，但还有许多人实在是未曾知道，或是未曾明晓它的紧要，这等人是何等可怜呢！还有许多人已经因听而信，蒙了拯救，但他们却知足了、止步了，以为诞生后的小孩子已经是一个人，可以不必再作什么了。那知诞生后的小孩子若没有奶吃，必定疾病缠身，骨瘦如柴，保生且不能，更如何能长大成人？一个信徒因信得了救恩以后，不再追求神的道作他发育长大的养料，岂不也是这样可怜！还有许多人已经多年作了信徒，也爱慕属灵的奶，但是多年如一日，总是知道保守一点浅近的道理，仅仅的能维持他们的生命，却不曾寻求那更富于养料的干粮，使他们的新人有更多的进步和发育，因此他们虽不至十分瘦弱枯槁，但也总不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到神要他们到的那最好的地步。这种人虽然比以前的两种人略好一些，但也不能不算为可怜。
“当日耶稣在旷野看见许多的人，就对门徒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太十五32）。那些跟随耶稣听道的群众缺少属物质的食物，主耶稣尚且怜悯他们，何况今日这数目更多的群众缺乏了这更紧要属灵的食物，主耶稣岂不更要向他们发哀怜么?当日主耶稣曾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罢’（太十四16）。这样的声音今日也照样的送入我们的耳中。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食物（汉译本作粮，改译食物最切）给他们呢?’（路十二42）。每逢念到这里，便不能不感叹今日称为管家的虽多，然而能按时分食物的人却是十分稀少。哲学理论、长篇演说、提高人格、改良社会、服务模范、牺牲精神，这些东西为增进世上的一些利益或者略微有些用处，但对于人的心灵不过是糠秕尘沙，如何能养育那些可怜的饥人，使他们强健长进呢?可惜到处教会的讲台上和教会机关的出版物中，大多数都是这些无关轻重的东西。那真能拯救罪囚、养育新人的灵食却是不可多闻多见。还有比这种情形更令人痛心的，就是许多教会中不信的领袖竟公然以毒物当作饼饵，到处送给人吃。他们说，‘基督教的要道只是服务牺牲。耶稣乃是最高的人格模范，是黑暗社会的改造者。世界会渐渐藉着人的智慧力量改造成为天国。基督由童女诞生与他的赎罪、复活、再来，都是渺茫的神话。圣经不过是希伯来民族的宗教史，并不足全信。’这种种谬妄的恶酵竟发展得极速。多少软弱的信徒已经大受其害尚不自觉。这是何等令人疾首痛心的事！
“发刊一种定期刊物以救济这种饥荒，是编者数年来所常希望的。到去秋因着所见闻的许多景况，倍觉这种工作的急需。为这事祈祷了几个月的长久，蒙神成全，到今春能创刊这个微小的灵食季刊。惟愿神看顾这幼稚的刊物，使它能日渐强壮活泼，多服事一些需要灵食的朋友们；使每一个读者都因着它得以多看见神的荣耀，多接受神的恩惠，多知道神的旨意，多顺服神的命令，多认识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儆醒预备等候他从天上回来，并能在那时候欢喜立在他的面前，得蒙他的悦纳。这便是编者在神面前的祈祷与希望了。 一九二七，三，四，奉天法库。”
我开始出版灵食季刊的时候，就是想藉着这微小的刊物，将我自己从神所领受并神要藉着我传述给众人的信息发表出来，因此不收任何投稿。但我的老友石天民常译述一些与信徒有帮助的文字，曾有若干次采登过一些，近二、三年来也接连刊登他所翻译的与儿童很有益的一本书。我自己也曾译过四本Mr.G．H. Knight所写的书，连续着在灵食中刊登；其中有两本已经出版单行本，一本是《隐密处的灵交》，另一本是《在密云黑暗的日子》。另外两本还未能印成单行本。此外我有时也译述一点零碎的东西刊在灵食里。但灵食的稿子最大部份是我自己写的。
这二十几年来每期稿子内容的分配，都有一部份讲论圣经中的要道，另一部份讲论基督徒的生活。我也特别注重阐解一些假师傅所讲背道的教训，并斥责教会与世界中的种种罪恶。我所写的稿子与我所讲的道大致相同。我在各地讲道的时候不喜欢有人记录我所讲的，因为很少有人能记录得合适。记录得不完全还是小事，常有人所记的与讲道的人所讲的有很多的出入，有时甚至有极大的错误。我有几次看见别的刊物上刊载我讲道的记录与我所讲的有许多不符的地方。也有人把所记录的稿子寄给我，要我校正，有几次我感觉到他们所记录的意思和文字改不胜改。因为看见这种种的情形，我更感觉到自己写稿子的重要了。
从第三册起，每期刊登新译的诗歌两首，只有字，却没有谱。从第九册起每期改登一首诗歌，却加上诗谱，因为那年夏天我在杭州结婚，秋季妻和我一同北上，她为我画诗谱。从那时直到今日，每期总刊登一首自己新译的诗。后来把这些诗歌集合在一处，又从别的诗本里采取了一小部分加在里面，出版了《基督徒诗歌》。
最初的几年，每期我都是把篇幅较长的文字登在前面；有一次一位圣徒对我建议把短些的登在前面。他说，“有人初次阅读灵食季刊，如果一开始就看见长篇，或是因为他的时间不足，或是他尚未对灵食发生兴趣，很容易不等看完一篇便放下，以致不想再看。但如果把短篇放在前面，几分钟的时间便可以看完一篇。使那些时间不足的人也能在极短的时候得着一些帮助，又能使初阅的人感觉有兴趣。”我认为他所说的有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因此从第七年夏季起，我便开始这样作了。
从第一年到第二十年，每年四期的字数都在十万到十二万之间，自第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这三年间，每年四期的字数总在十四万到十六万之间。从第一年到第十七年夏季都是印四号字，每面十三行，每行三十五个字。到第十七年秋季，因为承印的印书局停业，改换另一家印书局承印，这家没有适宜的四号字，又因为纸价日见昂贵，不得已改印五号字，每面十五行，每行五十字。到第十八年冬季，因为纸价奇涨，每面由十五行增加到二十行。印四号字的时候每面可印四百五十五个字。到这时每面可印一千个字。一样的内容，纸张却可以节省到一半以上。从第一年到第十七年夏，除了第十年冬季因为十周年纪念，出了九十二面以外，最多每期不过七十几面。第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若仍印四号字，每期就有八十面以上了。
从灵食出版以后，屡次得着阅者的来信，请求把它改为月刊或双月刊，但我始终不敢接受这个请求。在我开始要办刊物的时候，所以不出月刊，却出季刊，就是想到恐怕力量不足，不能持久。我以前曾因为不知量力，以致作事有始无终，并且时常看见别人遭这种失败，也受了警戒。果然在灵食出版几年以后，便知道未曾出月刊实在是作对了。因为我的工作不止是办刊物，既有常去各地讲道的工作，又有北京自己照顾的教会。文字的工作乃是三样工作中的一样。就是只出季刊，每年也必须写十几万字的稿子，再加上自己校阅，就需要相当多的时日。二十多年的经验使我感觉到我的力量仅仅够出季刊用的，如果起初不出季刊，却出月刊，也许灵食季刊的寿命不到一两年便夭折了。
从1928年起，开始把灵食季刊里比较重要的题目选出来，印成单行本。从那时到今日所出的书共有三十种，另外还有基督徒诗歌。出版的次序是这样：
1928年出版的有「耶稣是谁?」与「复活的基督」。
1929年出版的有「基督再来」与「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1930年出版的有「角声」与「隐密处的灵交」。
1933年出版的有「我为什么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基督徒的言语」、「现代教会的危险」、「人能建设天国么?」
1934年出版的是「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
1935年出版的有「信徒针砭」、「重生真义」、「谨防魔鬼的诡计」、「写给受苦的圣徒」。
1936出版的有「信徒处世常识」、「真伪福音辨」、「普世人类都是神的儿子么?」、「世上最高的梯子」、「恩赐赏赐与奖赏」、「基督果真复活了么?」、「创世记第五章中的福音」。
1940年出版的是「灵食寓言集」。
1941年出版的是「在密云黑暗的日子」。
1943年出版的是「基督徒与婚姻」。
1944年出版的是「感恩的人」。
1946年出版的是「金钱不能买的几样东西」。
1947年出版的是「在火窖与狮穴中」。
1948年出版的有「写给青年的基督徒」与「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么?」
这三十种出版物里出版三次的有「信徒处世常识」、「隐密处的灵交」、「重生意义」、「现代教会的危险」、「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出版二次的有「角声」、「信徒针砭」、「我为什么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谨防魔鬼的诡计」、「耶稣是谁?」 「基督徒的言语」、「感恩的人」、「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
「基督徒诗歌」也在1936年、1939年、1946年，先后出版了三次。第一版只有三十首，第二版增至六十首，第三版增至一百零一首。其他各书都只出版了一次，内中有的已经售罄，还有的所余无几，急需再版。
灵食季刊是我自己经营的，但社中的经济是独立的。除了资本金二百圆是我奉献的以外，这二十几年来，我不往里面放钱，也不从其中支钱。在中日战事发生以前，售出的书刊都有相当多的利润，这种利润除奉献一部分赠送几位仰望神供给的传道人以外，都用来印书，所以十年间能出版二十几种书。中日战事发生后的头一两年，因为物价波动得不太剧烈，还不感到什么困难，后来币值惨跌，物价暴涨，渐渐入不敷出了。不得已将刊费略微提高一些，但还不及一般物价上涨的程度。到1943年秋改印五号字，以便节省一些纸张。中日战事的最后两三年，和中日战事结束以后的三四年间，物价涨得惊人，刊费虽然也增加，但是总赶不上一般物价。第一个缘故是恐怕增加订户的负担。第二个缘故是灵食每三个月才出版一次，刊费不能随着一般物价常常增加。还有一层困难，就是刊费常是零碎收入的，收进来的时候买不了什么东西，又没有闲时间常去讯问物价，购买纸张，及至集成稍大的数目，抽时间去买纸的时候，物价已经涨上去很多了。譬如说，报纸价格在二千圆一令的时候，收进来几百圆，过几天又收进几百圆，二三十天之久才收进二千圆。但到款足二千圆的时候，报纸已经涨到四千圆一令了；再过半个月又收进一千多圆，及至能买进一令纸的时候，纸价已是四千五百元一令了。有几次物价波动得最剧烈，几天之内物价就上涨一倍，在那个时期中，收支相差得简直无法设想。幸好在中日战事发生以前印了不少的书，就将售卖那些书所得的款补贴在灵食季刊里，才勉强维持下来。所存的书越卖越少。有力量的时候可以再版，没有力量就只好等待了。
近几年来因为物价不断的动荡，刊费若再像以前几个月增加一次，就不能再维持下去，因此增价的日期便缩短了些。可是无论如何，总不能随着一般物价那样过几日便涨一次。总计一年之中最多不过增加几次。还有一种大困难就是大部分的订户都是外埠的。大多数的订户不容易想到我们买纸和付印费是需要随着物价增加的。例如有人在12月底收到冬季的灵食季刊，看见上面所印的刊费，如果他一收到冬季灵食就赶快寄款续订，那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迟延两三个月才想起续订来，这时他仍照两三个月以前的定价将刊费汇来。在这个时期中，如果物价有很大的变动，款汇到的时候不用提印刷费，就连纸价都不够了。在无可奈何之中，我们只好照新改的定价通知他下欠若干。有的人赶快补还，他需要前后寄两封信，汇两次款，在邮汇费方面必须受一倍的损失。还有人收到通知以后不再补寄欠款，那样我们只好受损失了。这些人不一定都是有意不再补寄，其中可能有一大部分是遗忘或忽略。有这种种的困难，在这十几年中维持这个刊物未曾停顿，并且还要出版一些书，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也有一小部分订户不给我们这种难处，他们在寄款的时候总是多寄一些，并说明如果不够当再补寄，如果有余请寄某某几本书籍。这种订户无形中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此外偶然也有一两位寄一些捐赠的款来，帮助印刷的费用，不过这是很不常见的事。
中国教会方面的刊物有一些是仰赖外国差会的供给，这样的刊物办起来容易，纵使没有多少订户，或是没有多少订户付款，也没有问题。这些刊物定价也可以低廉，其中有的定价比成本还要低得多。信徒们看惯了这些刊物，再看灵食就不免感觉定价太高。但这些刊物是经不起时局变动的。什么时候外国差会的款项一停，刊物立时就会停顿。灵食季刊没有外国差会的供给，也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作后援，只是二十三年前二百圆的资本，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当然和许多受外国差会支援的刊物不能相提并论。若不是神随时看顾，并赐给我智慧办理这个刊物，我真不能想像怎么能出版到二十几年之久。
阅者也许愿意知道灵食社中除了编者还有什么职员。我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最初的二年我不在北京的时候，有老友石天民经手收发的事，我回到北京便自己动手。从第三年起，妻帮助收发的事。我们几个人都是不支薪金的。后来有几年又有别位弟兄帮一些忙。从1939年冬季以后，曾有几度请过帮忙的人，支付少许的津贴。因为中日战事发生后社中的事务不多，只要一个人每日用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办清了。如果请一个专人，不但经济方面不够开支，也没有那样多的工作。找不着人的时候，我便仍然自己下手。收费、包书、跑邮局，我已经作得十分纯熟。至于排版校对的工作，九十几期灵食季刊，三十种书，一种诗歌，每一版都经过我自己几遍的校对。（至少三遍，多的时候到过七遍。）我总愿意凡经我手所作的事都能尽美尽善。说来也真希奇，那样聚精会神，详细校对，印出来以后每册至少仍会有一两个错字，总不能作得完美无疵，真是一件憾事！
我个人这二十几年的工作有趣极了！预备出版灵食的时候，伏在案上写稿子；印刷局排好版送来样张的时候，就作校对员；没有人帮忙收发的时候，我就自己开收据、写发单、包书、跑邮局。早餐以前打扫屋子，拂拭桌案，吃过早餐以后，有时自己到市上去买菜。收到信件需要答复的时候，便拿起笔来为回信。聚会以前帮助工友清理会堂和庭院。（近来已有一些圣徒参加这项工作了）。开会的时候登台讲道，会毕以后同人谈话。夏天讲完一次道，衣服被汗浸透，脱下来自己去浣洗，有时还帮忙作饭。有圣徒患病或遭遇试炼，便跑去看望。信徒来求指导，便与他们谈话。社会中常有一个人兼几样职，兼几份薪的事。我兼着好几样职，不但不兼薪，而且不支一份薪金，我的神却照他荣耀的丰富，供给我一切的需用，使我什么都不缺乏。我极忙碌，我却极快乐。生活一天，便作一天工。如果神能藉着我所作的工得着荣耀，人能藉着我所作的工得着益处，我在将来见主的时候也能被他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还有什么酬劳比这个更好更大呢?
这里我也顺便提一下灵食季刊每年出版的册数：从第一年到第十一年（1927至1937）每年都是印二十册。第十二年（1938）因为中日战起，交通梗阻，订户大减，只印一千二百册。第十三年与第十四年（1939至1940）印一千四百册。第十五年（1914）印二十册。第十六年至第十八年（1942至1944）都是印一千二百册。第十九年（1945）印一千册。第二十年（1946）印一千二百册。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年（1947至1948）都印一千五百册。第二十三年（1949）印一千三百册。除了本年售出去的以外，便把余下来的装订成合订本。常有人写信来，说愿意出高价，征求早年的合订本，事实却办不到了。
出版的那三十种书呢，中日战事发生以前，因为经济方面的力量充足，工料又都低廉，所以每版最少印二千册，销路多的书就印三千册。《信徒处世常识》有一版印过五千册。近些年来受经济力量的限制，每版最多只能印二千册，有时只能印一千五百册。明知道印的册数越少，出版的成本越高，但因为还需要顾到出版其他的书籍，便不能多印了。
灵食季刊和各种书籍行销的地区，我在这里也应当说一下。每期印行的册数虽然不多，行销的地区却相当的广大。全国二十八个省分，每省都有它的行踪。连青海、西康、新疆等比较遥远偏僻的省分，也曾有少数的订户。除了国内以外，也曾有一些寄到香港，还有少量的灵食寄到南洋、日本、菲律宾、欧洲、美洲等等遥远的地区，不过数目都是极少的。
我个人因为写灵食季刊的稿子所得属灵的益处真是多极了。越写从神得的教训、安慰、鼓舞，能力越增加。并且不断的写，也不断从神得着新的信息。如果在二十几年以前，有人要求我写二百几十万字的稿子，我真不敢想像怎么能写得出来。可是这二十几年以来，就这样每年写下去，到今日真写出来了。写责备人的话语的时候，自己便受了责备；写劝勉人的教训的时候，自己便得了劝勉；写安慰人的信息的时候，自己便得了安慰。作工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总是得着很多的造就，在讲道的时候是如此，在写稿子的时候也是如此。无怪乎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除了属灵的益处以外，在文字方面也因着写稿子逐渐有一些进步。现在拿起二十年以前的灵食季刊来，就发现文字方面有不少错误或幼稚的地方；有的地方文字的结构欠佳，有的地方使用的词句舛误。译述的时候有许多句子就不是流利的中国话，还有许多类似的字，从前不很会分辨、常常用错。但在写稿和校对的时候，一遇见稍有疑义的字，便翻开字典来检查，结果发现许多平日用错或不能分辨的字，现在却能分得清清楚楚了。还有许多词句或典故，平日虽然也知道，但常是模模糊糊，不求甚解，到写稿子的时候，便不能再这样作了。必须展开辞书，或是在某书里详细考究它的出处。因为以前写稿子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不经心而产生的错误，回顾一下，不禁感觉羞愧，因此今日写稿子的时候总不肯再轻易用字，或草率措词，以免再招异日的愧悔。
已往许多失败的经验使我深深受了警戒，今日凡不确实明白的道理我就不讲，不确实知道的事情我就不说，不确实明白的词句我就不用，不确实了解的典故我就不引。我愿意我所说的话、所用的字、所写的文章、所作的事情、所定的道路，都十分正确，都能作别人的模范。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但我的心中确是悬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也确实的知道神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人生。
灵食季刊出版二十三年来的历史中还有值得记念的两件事，我也必须在这里叙述一下：
当1939年8月上旬（日军占领华北的第3年，灵食季刊出版第十三年），我从香港作工回来，看见日本军报道部的一纸通令，大意说，凡在本市出版的各种报章杂志，于接到通令后，必须按期刊登日军部所拟的四条标语，如敢故违，定行从严处办。这一张通令送到的时候我正在南方。我回来以后，这里一位同工的弟兄把它交给我，并且述说他的意见。他说这种标语我们自然不能刊登，但不登又不免遭遇危险，日本军的命令又有谁敢违抗?我决定不能违背真理去刊登这种羞辱神的标语，但我实在没有勇气不刊登这种标语而仍照常出版。我同几位圣徒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的主张将灵食季刊自动停刊，这样既不违背真理，又可避免危害。我在软弱的时候自然很容易接受这种劝告，于是我开始准备停刊。因为那年才出版了春夏二季，秋季还末出版，订户都是订阅全年的，如果半途停刊，必须退回下半年的刊费。于是我便预备印送停刊通知，告诉订户如果愿意退费，我们就照半年的刊费退还邮票，如果愿意要书，我们就照价寄书。当我这样准备的时候，我的心中十分痛苦不安。因为自从发刊灵食，到那时已经有十二年半之久，我看这个刊物像我的一个儿子一样。辛辛苦苦，惨淡经营，每期自己写稿，自己校对，还有时自己寄发。我也听见许多阅者述说因着读这刊物得着帮助，又常接到订户的来信，提到因着读灵食所受的造就。现在忽然停了刊，无异乎夭折了一个儿子，心中感到无限的酸辛。
8月14日晚间我在屋中祷告，忽然心中受了圣灵的责备。我问我自己说，“灵食季刊起初发刊的时候，不是顶清楚的由于神的引导而创始的么?出版了十二年之久，不是有许多人因它得了帮助么?今日谁使你停刊?神未曾叫你停刊，只因日本军报道部的一纸通令便自动的停刊，这岂不是临阵脱逃么?如果刊登那些标语等于向撒但举起白旗投降，但不刊登而自动停刊，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又比举起白旗投降好多少呢?不能停刊！不可停刊！不用问将来要遇见什么危害，不刊登那些标语，仍然照常出版。”我在祷告以后，里面得了力量与信心。我准备就这样去作。我料想不刊登日本军部的标语而依然出版，一定要发生事故，因为那时每期刊物出版后都必须送交若干册给官方。当日本军报道部看见刊物上没有他们命登的标语，一定会赫然震怒，认为我违抗命令，思想不良；往轻里说，勒令停刊，往重里说，也许把我逮捕了去，加以种种罪名。但我决定不顾这一切硬干下去。我决定被他们强迫停刊、却不自动停刊。我决定宁可遭遇危害，不放弃神交托给我的工作。我认为神选召我、使用我，就是要我在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向他尽忠。俗语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就是神用我的时候。我绝不临阵脱逃。我在次日同几位圣徒谈到我所下的决心，没有人肯赞一词。他们不愿意拦阻我，但他们也不肯表示赞同。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对妻说了，她问我说，“你有没有想到你可能被他们逮捕、拷问、或拘禁?如果你没有准备你的心，我怕你到那时候担当不了。但如果你已经准备，就可以放胆作去。”我当时回答她说，“我已经准备了。”她说，“那样，你就可以照着神所指示你的作下去。”感谢神，我就那样作了，灵食季刊照常出版，日本军部命登的标语连一条也没有刊登。出版以后还照常送交他们看，他们竟没有处办我，没我勒令我停刊，没有传我问一句话。日本军占领华北八年，灵食季刊没有染上一块污点，我也没有因此受到丝毫的伤害，这真是神特别的恩待和保守，也是灵食季刊出版史中可记念的一页。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第二年1月13日见报载警察局通令本市十种英美系杂志停刊，把灵食也列在里面。我不信灵食季刊会在里面，因为灵食从创刊就是我个人主办，个人经营，与任何外国人都没有关系。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说灵食是英美系的刊物。可是翌日上午警察竟送信来，通知我到内一分局去。我到了那里，一位分局员拿出局令来给我看，灵食确是被列在十种英美系刊物里面。我向他说明灵食季刊与任何外国人没有关系。他告诉我说这是局令，他没有办法。15日，我写了一篇七百多字的呈文送到警察局，同他们分辩，他们不给我批示。我再到警察局接洽，同他们详细说明灵食季刊从创刊直到今日的经过。他们最后对我说他们不敢负责任，叫我到日本宪兵队去接洽。1月22日我到日本宪兵队去，见了一位铃木曹长，同他说明事情的经过。他进去回话三四次之。最后他说凡是完全由中国人经营、与英美人无关的事业，他们概不过问。我再回到警察局，把向日本宪兵队接洽的经过告诉他们，他们又与日本宪兵队用电话联络以后，才告诉我说没有事了。九天的奔走这时才得了结果，我回到家里竟流下泪来。十二岁半的灵食几乎夭折，蒙神的怜悯才得保全。不料十五年整的时候又几乎停了刊。感谢神，他又一次保全了这个刊物。
从这一切的经过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圣徒只要向神忠心，仰望神，信靠神，顺服神，神一定要向他显出大能、慈爱和信实。从来没有一个信靠神、顺服神的人最后感到羞愧。我在二十几年事奉神的经验里多次证明这个真理。我求神保守我，使我在未来的岁月中仍然向他尽忠，直到我站在他荣耀里的那个日子。
1950年4月1日。
第七章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廿15）
神造亚当以后，把整个的世界都给了他，使他享受，同时也把一些事工交托了他，要他去作那事工就是“修理看守”他所住的伊甸园。不久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接着他说他要作一件事，“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亚当的妻子夏娃便被造出来了。亚当不但有了伴侣，而且有了同工，来帮助他作神所交托他的那一切工作。
神为他所爱、所使用的亚当预备了配偶帮助他，神也为一切他所爱、所使用的人有同样的预备。如果他们自己不忙乱奔跑，不随从自己的私意去选择，只是谦卑安静，存着信靠和顺服的心，把他们的需要交托给神，容神随他自己的美旨引导成全，他们就必看见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配偶真是他们的好伴侣、好同工。不幸许多人因为急于自己选择，因为存了自己的私意，愿意照着自己所喜爱的去行，当时以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最理想的配偶，他们以自己的选择代替了神的选择，以自己的私意代替了神的旨意，结果不但失去了神所预备要赐给他们的福分和成功，并且招来无限的痛苦和失败。
一个圣徒择偶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但这一件事除了专诚仰望神、祈求神的引导以外，实在没有其他安全可靠的方法，使你不遭遇失败。神本来为每一个属他的人有极良好、极适宜的安排，只要他们不任意而行，以致破坏神为他们所安排的计划，他们一定会蒙福的。可惜许多信徒因为贪财、好色，破坏了神的计划；许多信徒因为羡慕虚荣，破坏了神的计划；也有一些人因为不安静等候，破坏了神的计划；又有一些人因为逞一时的血气，破坏了神的计划。他们这样破坏了神的计划，并不是使神受损失，受损失的乃是他们自己。他们不但因此失去许多的福分，而且还要遭遇许多痛苦。这是何等可惜的事呢！
有些人以为理想的配偶该是性情相同的，这种见解并不完全正确。神所配合的夫妇常是性情不同的，因为他们的性情不同，所以便发生摩擦，神就藉着这种摩擦磨掉了他们的棱角，使他们成为“光滑的石子”，可以放在神的袋中供他使用，正像大卫在溪中所挑选的五块“光滑的石子”一样。（见撒上十七40）。
不过理想的配偶也必须有相同的事，那就是必须有相同的信仰和心志。如果神使你遇见了一个对象，在信主和爱主这两件事上与你相同，在其他的事上你就不必太过于求全，尤其不可注重财、色、虚荣，以致失去神为你所预备的佳偶。一个圣徒如果真能安静等候神，完全顺服神，一定能得着一个最良好适宜的配偶——不是他认为良好适宜的，乃是神认为良好适宜的。
我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曾有一度羡慕独身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度着很艰难的日子，除了每日作劳苦的工作以外，一点看不见前面有什么光明的道路，按当时的情形看来，实在以不结婚为最好；另一方面我也看到母亲与姐姐多年和姨母并邻舍中间所起的摩擦冲突，我料到如果我结了婚，家庭中一定不免要发生许多的纠纷，我实在不愿意受这些苦痛；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那时的思想多少总有一些认为独身的圣徒是特别清高属灵的。我既有了这种思想，便不免有些表示。母亲见我有独身的表示，便大大痛苦起来。本来是么，母亲守了二十多年的寡，又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满心希望我长大起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现在听见我表示要守独身，一切的希望岂不要全成为泡影了么?母亲为这事难过了很久，甚至托人来劝我不要守独身。我自己呢？一方面有守独身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有求偶的心情，这两种意念在我里面冲突交战，我很久的时间不能作最后的决定。在那几年当中，两次有主里的弟兄为我介绍婚事，我都很简捷的推却了。
1925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北京的工作发展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早就认识我的女子屡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找我谈话，问我问题，并且表示愿意热心爱主。我觉得她的热心似乎不是向着主，乃是向着我，我便留心防备着，不肯多与她接近。当她听说我要外出的时候，在一个聚会完毕以后她对我说，“我近来常听你讲道，很得帮助，现在你要出外了。我在这里孤单得很，无处再得人帮助，你在外出的时候能为我作什么呢?”我看出来她的意思是希望我能给她写信。我不肯作这样愚昧的事。我知道这样作是与她与我都没有益处的，我便回答她说，“我只能为你祷告，此外没有我能为你作的事。”我所料的不差，当我那年秋天从江南回来的时候，她家中果然托人来把介绍给我，当时我就推却了。这件事既没有成功，她也再不来参加聚会、表示爱主了。
1925年5月下旬，我到南京去访问几位很久藉着通信认识的圣徒。在那里我同神的一位老仆人谈话，征求他对我的婚姻有什么意见。他认为独身和结婚各有利弊。但归纳起来，他认为一个年老的传道人独身还没有不可，一个青年的男传道人若是独身，作起工来，处处是困难，事事不方便。我反复思想，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从那时开始放弃守独身的主张了。
那次在南京停留了十四天。未往南京以前，我原没有想到杭州去。但在我未离开南京以先我想南京到杭州不过只有一天的路程，我自幼就常听说杭州的西湖风景非常美丽，因此想顺便到杭州去游览一下。有一位姊妹听说我要到杭州去，便介绍我到她的姑母那里去，另有一位姊妹介绍我到她所熟识的一位弟兄那里去。我在6月16日到了杭州，就到那位弟兄那里去，请他为我寻觅一处适宜的旅舍，承他坚留我住在他家。我因为南京的另一位姊妹曾写信给她的姑母介绍我，感到有前去拜谒的必要，因此在22日便到下城天水桥礼拜堂，拜谒这位老人李静谦女士。承李女士介绍，我会晤了那个礼拜堂的牧师刘德森先生夫妇。26日刘先生来看我，约我到他的礼拜堂讲道。我允诺了，便在28日（星期日一早晨到那里，在午前和午后的聚会中讲了两次道。会毕，那里的信徒们约我接连开几天会，因此次日又去讲道。刘先生因为我住的地方离他那里很远，便嘱我迁到他家中来住，以免每日往返奔波。30日我迁到他家，接着又讲了三天的道。7月3日离了杭州，往嘉兴去开会十天。14日由嘉兴往上海，预备等船往福州去。不料在旅馆中竟患起病来。夜间头痛发热，难过得很，不但没有人照应，而且旅馆的客人夜间打牌吵嚷，令人不能得少许的睡眠。我在上海既没有熟识的朋友可投奔，只好赶快回家。但上海到北京需要两三日的行程，在南京还需要渡江换车。我已经病得不能支持，实在不能跋涉这样遥远的路途。在万分困难中，忽然想到杭州的刘先生夫妇待我那样和善慈爱，沪杭中间只有四五小时的行程，不如赶快到杭州去，因此便在17日乘沪杭路车回到杭州。到杭州休养了几天，病渐渐痊愈了。接着被邀在天水桥礼拜堂讲道十二天。8月6日离了杭州，到几个地方去，9月半回到北京。
9月14日回到北京，20日得杭州刘德森先生的快信，说杭州有些信徒在夏天听我讲道很得帮助，因此杭州各教会商定在10月间开七天的联合聚会，邀我去讲道。经过两天的祷告，我回信允诺他们自10月18日起在杭州开始聚会。我决定10月15日离京南下。不料到了10月间江浙两省发生战事，沪宁、沪杭两路都不通车，无法南下。24日与一位认识不久的人谈话，听见他说他的弟弟由天津乘海轮往上海，我忽然想到既有海路可走，为什么不乘船南下？那时战事已经转到津浦线上；江南的沪宁、沪杭两路已经恢复通车，一到上海，再有几个小时便到杭州了。既决定由海路南下，便在12月27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31日夜间到了杭州。自11月4日起，在杭州信一堂全城各教会联合的聚会中讲道七天，会中负责的人因为我与刘先生已经很熟，就托付刘先生夫妇招待我，因此我便第三次住在刘先生家中。
杭州的聚会是11月4日开始的。次日晚间聚会的时候，弹琴的一位太太因为有事没有到会，临时请刘先生的女儿景文小姐代替。我同刘小姐虽然已经有过二十几天的认识，但我听说她只有十六七岁，并没有注意她，看她不过是一个孩子。我一向认为年岁相同男女才可以结婚，纵使相差，也不能超过一两岁。我们二人的年岁既相差八九年，自然不会想到婚姻的问题上去。当我看见她坐在那里弹琴的时候，忽然发现她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她身量高大，装束也和成年人相同，梳了一个圆头，穿了宽大的袷袄和裙子，她乃是一个大人。（她那时正在学校教书）她虽然在圣公会所办的冯氏女校共有十年之久，也一直是在圣公会的信一堂聚会，但从来没有在那个礼拜堂中弹过琴。那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就是那一次的弹琴，使我开始看见一件以前未曾看见的事——她是大人，不是孩子。
我前后三次住在刘先生的家中，蒙他们夫妇的关心爱护，已经感到一种属灵的温暖。我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我的母亲疼爱我，我和姐姐的感情也很良好，但我在家庭中根本呼吸不着属灵的空气。母亲和姐姐对那与我们同住一院的姨母感情相当不佳，对邻舍也是彼此猜疑争吵。我在家中每天所见所闻的事都使我疾首痛心。没有平安，没有快乐，没有和谐，没有体谅。母亲只知道爱她的两个孩子。姐姐只知道爱母亲和弟弟。我除了爱母亲和姐姐以外，还愿意爱在我旁边的人。但母亲和姐姐认为其他的人根本就不可爱。从我悔改得救以后，在家中所见所闻多是使我痛苦难过的事。当我在刘先生家中住了几次以后，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当我发现刘小姐不是孩子乃是大人的那一天，我想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三天以后，我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段话：
“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去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总无误，而于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中！”（1925年11月8日日记）。
11月12日离杭州往崇德县工作，16日到嘉兴，这几天内，心里反复思想这件事，那天日记中记着说：
“性情、知识、体健、环境，四者均佳，所不深知者，信仰及心志如何耳！惟就近日所见，似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如此一端并无差错，则斯人足为予侣矣。且也，幼年即能如此慕道，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正可为忠心之神仆。苟如是，则足矣！足矣！父乎，尔旨若何?祈明以示我。虽然慎之，勿奔走太急，而致行于父前也。父乎，为此事祈教我，导我，使我不蹈错误。”（1925年11月16日日记）。
11月25日再回到杭州，自27日起，应冯氏女校的邀请，在该校讲道九天。11月27日与28日日记中有以下的两段记载：
“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学识，才能次之，体健又次之，其他不足论也。至若以相貌、财产相号召，视此为去取者，则流于纵欲及贪财之大罪，既背神旨，自有灾害，或祸起萧墙，或以生殉情。贻多少异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无不由于选择婚姻惟视财色为从违，有以致之也。殷鉴不远，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1925年11月27日日记）。
“父乎，仍祈尔导仆，勿行错路，勿入迷途。为仆之婚事，祈父将父之美旨清楚向仆显明，勿容仆稍蹈错误，致贻异日之后悔。祈父尽除仆肉体之蒙蔽，俾仆得洞悉父旨。仆心诚愿。”（11月28日日记）。
那二十几天中为这事恳切祈祷，反复思想，惟恐走错了一步，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我真希奇，许多青年人竟敢对异性人一见倾心，来往几次，就贸然谈爱情、提婚事，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11月29日经过了几次的祈祷，晚间同一位老年圣徒谈到这件事，求她的指导，征求她的意见。她应许为这件事祈祷，以后再看能不能作什么。过了几天，我从她知道刘先生夫妇对这件事没有允诺，也没有拒绝，他们认为这件事需要慎重考虑。至于景文小姐呢，当她的母亲讯问她的意见的时候，她回答说，“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
从1925年11月底，一直到1926年4月末，我被邀往江浙两省一些地方工作，中间休息的时候便回到杭州。我们双方对议婚的事都没有作任何决定，只等候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一方面也可以彼此多有一些认识。但我的母亲和姐姐对这事是怎样看法，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恐怕信中说不明白，以致发生误会，所以预备回到北京同母亲和姐姐当面谈论这件事，也借这次的面谈看看神的旨意如何。母亲以前曾多次说过，如果我要结婚，必须娶一个北京的女子，而且是要她自己看见过的。母亲有一种偏见，认为除了北京人以外，其他各处的人都不好，至于南方人更不必提了。我们院中曾住过几家南方人，母亲常称他们为“南蛮子”。按事实看，我同刘小姐议婚的事，十之八九是要遭母亲反对的。但我信如果这件事确是出于神的意思，神能转变母亲的心，使她赞同。如果神以为不好，我也求他藉着母亲的反对阻止这件事。母亲从我未落生就居了孀，为我辛苦了二十几年，把我抚育成人。我应当孝敬她、顺从她。我决定不要因为婚事使母亲伤心。如果母亲有一些表示本赞同，我就决意把这事放下，不再进行。刘先生夫妇也很赞同我这种决定。他们也常劝我好好孝敬母亲。
1926年5月10日我回到北京家中，12日我同母亲和姐姐谈到与刘小姐议婚的事，她们没有一句表示不赞同的话，并且认为我所观察的绝不会错误。我向神所要的这最后一个证据，现在也清清楚楚的得着。这时我确知这件事是出于神的美旨了。
在家中住了二十一天，6月1日又乘船南下，赴绍兴工作，以后接连在江浙两省一些地方讲道。11月24日在杭州与景文小姐订婚。次日离杭外出到两处工作。12月27日回到北京。1927年在东北各地工作多日。从那次离了杭州，有十七个月多没有再到江南去。一直到1928年6月13日才又回到杭州。7月到福建泉州去作工，23日再到杭州。8月8日上午11时15分在杭州天水桥礼拜堂与景文小姐结婚，由内地会任芝卿老先生证婚。任先生是岳父的老师，是一位敬虔可爱的老人。他读创世记二章和二十四章，从亚当、夏娃，并以撒、利百加两对夫妇的事迹中取出教训来。老先生作很长的训言。我站在堂中虽然因为天气炎热汗涔涔下，却领受了许多的教训和勉励。那天的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篇祷告文：
“在天之恩父钦，小子以恳挚之心灵向父奉献感谢及呼吁。感谢父恩，赐小子以此良侣。小子深觉此事之成就，自始至终皆有父之美旨存乎其中。更谢父恩，今日以父之宝训借尔仆之口训导提撕小子，使小子知己身责任之重要，前途之远大，俾小子知所警惕，知所奋勉。小子自知已往之种种失败、种种弱点。既沐父恩，敢求赦免已往一切；更将父之新恩赐、新灵力，与父所赐之良偶一同加诸小子。求父以己之大能大力导引小子登得胜之途，亦如此导引父所赐之良侣使吾二人今后同心一志，爱父事主，共行天程，共作圣工。已往之失败，求父使之再不见于今后。求父以父圣洁之爱紧系吾二人于父之道中，使毕生不偏离左右，保守吾二人日进完全，将来亦能欢立于吾主之荣耀中，斯为小子之心所诚愿。”（1928年8月8日日记）。
我同妻在订婚以前虽然有了一年多的认识，我们却从来没有像现代的青年男女那样交过朋友。只有几次她问过我关于真理的问题，此外我们两个人就从来没有单独谈过话，平常谈话总是和她的父母在一处。直到1926年冬订婚以后，我离了杭州到北方来，我们才彼此通信。有人问到我们的婚姻是新式的、还是旧式的?我只好回答说，“不新不旧、又新又旧、半新半旧。”
结婚的前几天，承一位外出避暑的老年圣徒把她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刘先生住的房子在东边。中间是礼拜堂，和一个圣经女校，再往西就是这座楼房了。因此结婚的那天没有用任何种车辆，出了礼拜堂穿过两层院门，就到我们住的房子了。岳母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送给我们每人一部圣经，里面各写了一节经训，送给我的是提前四章16节，送给妻的是提前四章12节。我是1900年7月25日生的，妻是1909年3月29日生的。我比她年长8年8个月零4天。结婚的那日，我才过28周岁，妻不足20周岁。我们从提婚到订婚，经过1年，从订婚到结婚，又有1年零8个月。我的朋友石天民在我结婚的日子送给我们一寸对联：“蒙神恩永结良侣；顺主命广传福音。”
我和妻婚事的成就，处处看见神奇妙的安排。我到杭州以后，如果不去拜访李静谦女士，根本就不会认识刘先生夫妇。以后到上海，如果不在旅馆里患病，也不会再回杭州。那一次的访问和那一次的患病都出于神的美旨。母亲和姐姐允许我们的婚事更是一件奇妙的事。按母亲以前对我的婚事的主张，她是不会允许这门婚事的。再看我结婚以后母亲和姐姐对我们夫妻的态度，也不会想到订婚以前能得着她们的同意。我深信她们那时的允诺走出于神，好使这件事得以成就，她们的后来的不满意也是出于神，好使我们夫妇二人在试炼中学习当学的功课。我是一个北京人，神却很奇妙的把我领到江南，使我在那里遇到他为我所预备的配偶，他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
当我和妻未订婚以前，岳母因为听了我受磨炼的经历，曾问我说，“是不是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都必须经过磨炼?”我回答说，“我想是这样。”她说，“像景文这样没有经过什么磨炼的女孩子将怎么样呢?”我当时不能回答什么，我也不曾想到她要怎样经过磨炼。不料我们结婚不久，就有磨炼临到她了。
8月31日偕妻离杭州到上海。9月9日由上海乘海轮到青岛，在青岛讲道二十一天，以后又独自往胶州工作。10月15日与妻离青岛，乘轮船到天津，18日到北京。一到家中，我们便遇见我未想到的试炼。每次母亲和姐姐知道我那一天回家，必定早早预备好饭等待着我。那一天我和妻在下午四时到家，母亲和姐姐对我非常冷淡。五时我和妻到车站去取行李，等了多时方取到手。六时半回到家中，母亲对我说，“我们母女和女仆都已经吃过饭了，你自己预备你们二人吃的饭罢。”我只好到街上买了菜来，作好了饭，同妻吃了，我看了这种情形，心中觉得冰凉。我本来想母亲和姐姐看见我和妻一同归来，一定欢喜得很，大家快快乐乐的相聚。谁料到我们竟会遭逢这种待遇呢！我好似堕入五里雾中。次日清早，姐姐在里院大声吵闹，我知道那是对我们夫妻发的，但我实在不明白是为了什么事。姐姐吵闹，我在屋里哭泣，妻也陪我下泪。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妻更不明白。我们为主的缘故不能发作，只好忍受。到家的第三日，我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几句话：
“吁！黑暗社会！黑暗家庭！黑暗人心！黑暗一至于是，宜乎神怒之将临于此恶世也。凡此种种罪恶，予皆身历其境，亲尝其味，是亦与予大有益助之事：一则使予知工作之道；二则使予能体恤同受试炼之人；三则促予热心事神，奔向永远之家，不以此世为重。既如此，予当谢父之恩，使予处此黑暗之家庭，受此痛苦之磨炼。”（1928年10月20日日记）。
从那时起，家中充满了猜忌、恶感、吵闹、不安。我留心观察，渐渐明白了事情的起源：主要是由于母亲和姐姐的成见与误会；我自己缺少经验与见识，也增加了这事的严重性。
还记得远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常对我们姊弟二人说，“有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谈谈罢。将来永盛（我那时的名字）结了婚，家中有了外人，就不能再谈知心的话了。”我那时一点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远在我结婚十多年以前。在那个时候母亲就早早认定“儿妇是一个外人”，又早早认定“儿子一结婚就一定变心，再不爱母亲和姐姐，再不同她们一心。”这种观念在心中根深蒂固，无论怎样孝顺的儿子和媳妇，也难得她们的谅解了。
我一点不怪责母亲和姐姐这样想。她们所经过的事和所处的环境深深的影响了她们。我们家中除了我们母子三人以外，还有外祖母和姨母，同我们住在一处。姨母比母亲小三岁，始终没有结婚。母亲是一个性情忠厚、头脑简单的人，姨母却十分聪明，工于心计。我们住在一处，却各自过自己的日子，吃自己的饭。母亲本来疼爱她的妹妹，又想到自己有两个孩子，妹妹却独身一人，还需要照顾老母亲，所以常常拿些财物给妹妹，姨母见母亲忠厚慷慨，便常常设法索取母亲的财物。及至母亲有需要的时候，想从姨母得些帮助，姨母却一点都不给她。母亲的东西常常和姨母共同享用，姨母的东西不但不和母亲一同享用，而且都严密的收藏起来，只要能用母亲的，便尽量去用。母亲起初还不在意，日久天长，她便渐渐注意了。加以自己手中有限的财物越用越少，也无力像以前那样慷慨，姨母见自己再不能从母亲得什么，态度便转为冷酷。母亲便痛苦起来。她本来是一心疼爱妹妹，不想竟得着这种结果，于是姊妹二人便常常争吵。母亲受了极深的刺激。她认为自己同胞的妹妹尚且这样，世界上哪能再有好人，哪能再有不想加害于她的人。从此以后，母亲便再不敢信任任何人了。
母亲在本院所住的邻舍中也没有遇见什么好人。她在这些人中间看见了不孝父母的儿子、顶撞婆母的儿妇、虐待妻子的男人、欺凌丈夫的妻子，苦待前妻子女的继母、彼此仇恨相争的弟兄。至于邻舍彼此说谎、互相争吵，那更是家常便饭。请想小小的一个院子里面住了十家人，并且常有迁出的、移入的；母亲以一个庸弱的寡妇，带了两个幼小的孩子，与这些人周旋，是何等不易的事！不把房子租给这些人呢，我们没有收入，不能维持生活；租给这些人呢，母亲就受欺负，常常生气流泪。二十多年苦痛的经验，使母亲认定了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人。她认为所有的儿子都不孝父母，所有的媳妇都虐待公婆，所有的夫妻都是强的压迫弱的，所有的同胞、兄弟、姊妹都是彼此仇恨残杀，所有的人交接往来都是彼此利用，彼此欺骗，互相残害，互相鱼肉。母亲虽然在幼时就受了洗，加入了教会，但她在教会里也未曾遇见几个敬虔诚实、真正爱主的人，所见所闻的也是一些谎言、虚伪、嫉妒、分争、贪婪、邪恶、自私、利己。不信主的邻舍是那样，这些所谓「基督徒」的又是这样，母亲因此认为无论信主的或不信主的人，根本就没有一个好人。这种观念深入她的心中，使她一生受了极多的痛苦。
姐姐是一个聪明人，作人相当正派，不过骄傲任性。姐姐和我在幼年读书的时候因为天资较高，成绩良好，考试的时候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奖励，母亲也高兴，时常对人夸奖我们二人如何聪明，这使我们姊弟二人在不知不觉中骄傲自大起来。一个人有了骄傲的心，便要高抬自己，轻看他人，喜爱虚荣，任性使气，与人不和，藐视不如自己的人，嫉妒比自己好的人。这样一来，无论与什么人同处，势必发生冲突纠纷，再加上母亲对我们宠爱放任，我们很自然的变成了极难对付的人。幸而我在十四岁的时候蒙了神的拯救，人生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姐姐却没有过这种转变。当我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时候，同姐姐谈道，她还肯领受，有时也深深受感动，甚至下泪。1921年她在北京一个教会里作过一年青年工作。那个教会的主任行为极其卑劣，没有信仰，也没有品德。姐姐自从那一年以后，便常对人说，“所有的传道人都是口是心非，假冒为善，借传道骗饭吃。只有我弟弟是一个傻子。”姐姐的心情既是这样，当然她不会信任任何人，也不会爱任何人，她读书约有十年左右，作教员也有十几年之久，但她竟没有一个长期的好友，因此性情越来越孤僻。她因为生性聪明，有时料人料事被她料得正确无误，她便自以为聪明绝顶，任何事都不会错误，因此越来越自信，竟常常猜疑人。只要她看一个人是坏人，她便认为她所看的绝不会错误，纵使你举出许多证据来证明她所看的不对，她也绝不再加考虑。就是有时她发现自己有什么错处，她也绝不肯认错。
母亲和姐姐都不是凶恶的人。既不会打人，又不会骂人。但母女两人常在一处猜想某人存了什么恶意，某人有什么不良的企图，某人要设计加害于她们，某人要夺取她们的利益。这也难怪，因为二十年的时光中，她们确实是受了多次欺骗，吃了不少苦头。在这种情形之下，忽然来了一个她们从来不认识的青年女子，她们当然会照已往多年的经验，对这个新来的人加以种种揣测和猜疑。恰巧这个女子是在一个极简单良好的环境里长大起来的。她没有料到有人在那里揣测她、猜疑她。更因为她年岁不大，又丝毫没有处社会的经验，而且是从江南来的，对北方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都不了解，而且还不会说北京话，于是便动辄得咎了。
照一般的情形说，男人心宽量大，女人心小量窄。我们夫妻二人的性情正与常情相反。妻心宽量大，我却心小量窄，因此在这种环境中我受的刺激比她更深。姐姐把许多自己揣测逆料的事当作事实对母亲讲，母亲因为知道女儿聪明，认为女儿所看的都准确无误，于是纠纷便层出不穷了。母亲虽然也常误会我们，但因为疼爱儿子，总是不肯发作。姐姐却常生气，情形严重的时候她会大声吵闹。我们常听见姐姐在晚间气愤愤的说话到深夜两三点钟。妻对这些话不愿意留心去听，免得给自己多找烦恼、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我却想听个究竟，结果弄得心中痛苦难过。
自妻来到家中以后，我在母亲和姐姐眼中也成了外人，有什么话也再不同我说。这不是她们不爱我，乃是认为我的心已经不再向着她们，其实我爱她们的心并没有因着有了妻子便减少。我自从十七岁以后，特别关心母亲。神可以给我作见证，如果我有一点特别可口的食品，总是先想到母亲。每逢我被邀赴宴，想到母亲不能参加，便在回家的时候买点好吃的食品带给母亲。有一个时候我甚至说，“我宁可牺牲妻子，绝不牺牲母亲。”后来我才明白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因为母亲只有一个，妻子也只有一个。儿子应当爱母亲，丈夫也应当爱妻子。不能为妻子舍弃母亲，也不能为母亲牺牲妻子。我想尽力安慰体贴母亲，我也想这样待妻子。可是母亲竟看我为外人，认为我的心已经属于妻子。母亲承认我待她很好，却不信任我。“娶了妻子不要妈”这种成见使母亲在她和我中间筑了一睹高墙，竟像钢骨水泥那样坚牢。本来只有姐姐一个人能拆除这堵高墙，因为母亲同姐姐最说得来。从前母亲每逢同邻舍争吵，我总尽力劝解，说这件事不完全是邻舍的错误，其中也有我们不对的地方。姐姐却在旁边帮助母亲，说那家邻舍怎样怎样无理，我想要在母亲的怒火上泼一盆水，姐姐却在母亲的怒火上浇一锅油。我这样作本来是真爱母亲，母亲别说我偏袒邻舍，使自己家中的人受屈。在这种情形之下，母亲当然信任姐姐，喜欢姐姐，对姐姐言听计从。如果姐姐告诉母亲说我并没有变心，母亲的成见便可以消除。无奈姐姐也是同样认为我一向都是袒护外人。母女二人既然都这样想，这堵墙不但不能拆除，而且越筑越高。如果我真变了心，那就比较好办了，把心一硬，母亲和姐姐无论怎样难过、怎样吃苦，我全不关心，那样我便再受不着什么痛苦。但现在我心中爱母亲和姐姐，她们却认为我变了心，把我看作外人，不领会我的爱，对我加以种种的猜疑和误会，我为自己伤心，我也为母亲和姐姐难过。我实在不忍心看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和同胞的姐姐继续度着这种痛苦的生活，但我竟一筹莫展，这真够悲惨的了！
我劝一切作父母的千万不要存这种成见，以为儿子一娶了妻便不再爱父母。我不否认有许多儿子一结了婚就变心再不爱父母，但还有不少的儿子并未曾因为结了婚便不爱父母。如果作父母的存了这种成见，除了自己白受许多本来可以不必受的痛苦以外，还要使儿子伤心难过。如果儿子不十分好，你这样误会他，正是催迫他，使他远离你使他弃绝你。他因为伤心难过，便很容易起反感。他心里说，“我不孝敬你，你说我不孝；我孝敬你，你仍说我不孝，反正你总说我不孝，我爽快就不孝好了。”要知道一个人受人误会、受人冤枉是最痛苦的事，这比骂他、打他、用刀割他的肉更使他难过。那些不孝的儿子中间实在有不少是被父母逼得他们走到那种地步的。
聪明的父母在儿子结婚以后不但要好好待儿子，也要好好待儿妇。如果他们孝顺，他们会因父母的爱更加孝顺；如果他们不孝顺，你这样用爱心待他们，纵使不能完全感化了他们，至少也能减少他们不孝的意念和行为。假若儿子一结了婚，父母便认为他不再爱父母，因而疑惑他，看他为外人，只能使孝顺的儿子伤心受苦，还能使一些本来孝顺的儿子，因受刺激竟不再孝顺，至于素日不孝的，一定因此更不孝了。
家中发生这一切摩擦，大原因是成见太深，我个人的幼稚、缺少经验，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我没有提到婚事以前，我屡次用主的道劝戒姐姐，或面谈，或写信，有时说的话很严重，姐姐因爱我的缘故，纵使不接受，也绝不怪责我。到我订婚以后，因为没有想到姐姐对我已经有了成见，我仍是照以前那样待她，有一两次我从外省写信劝她，话语相当恳切严重。我的心还和以前一样，写的信还和以前相同，那想到姐姐竟因这信生了气，说我尚未结婚就这样定她的罪，攻击她，将来结婚以后，更不晓得要怎样虐待她了。
我结婚的前几个月，有一次我们所雇的女仆用一条麻绳穿鱼，不小心把麻绳落在秽水桶里，被姐姐看见了，就责备她。她赶快把麻绳捞出来，用清水洗过，要去穿鱼。姐姐说那条绳已经落在秽水里，不能用了。女仆就另找了一条绳来。姐姐说不能用另找来的，只能用原来的那一条。女仆再用清水把那条绳洗了一次。姐姐仍同她吵闹。女仆说，“洗过了，你说不洁净；另换一条，你又说不成；再洗了，你仍说不洁净，那可怎么办呢?”姐姐对她说，“我要未曾落在秽水桶里以前的那一条原来的麻绳，此外用哪一条也不行。”我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便又找了一条麻绳来，交给女仆，说，“用这一条罢，这条洁净，”姐姐仍不认可，并说，“哪一条都不行，必须用原来未曾落在秽水里的那一条。”我看姐姐这样使女仆作难便对她说，“她也是一个人，何必这样难为她呢?一定要用原来未曾落在秽水桶里的那一条，要了她的命，她也办不到阿！”不好了！这几句话惹起了一场极大的风波。姐姐立时跳起来，对我喊着说，“妻子还没有进门，就这样对待姐姐了。帮助仆人，压迫姐姐，将来女人娶过来，还不知道要作什么呢！”如果我所记的不差，从我十几岁到那时，姐姐同我向来没有争吵过，我们同处总是非常和气。那天我所说的那几句话如果是在我订婚以前说的，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故。但因为那时我已经订婚一年半之久，姐姐已经对我有了成见，她便认为我变了心，想要压迫她。我因为自己是弟弟，不可和姐姐相争，便一言未发，退到自己的屋中去。姐姐负气，半日不同我说话。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去请姐姐吃饭，她哭了，我也哭了。
从我订婚以后，母亲和姐姐对我有了成见，我还一点都不晓得。许多话在我是无意说的，母亲和姐姐却有意听了去，然后在那里猜疑揣测，事情便越来越恶化。不过妻没有到我家以前，姐姐因为爱我，不肯发作，及至妻一进门，姐姐就顾不得我，便一起发作出来了。到底母亲还是特别爱儿子，许多时候姐姐吵闹，母亲怕使我难过，便起来拦阻她。姐姐又说母亲袒护我们，同母亲吵闹。我看见这种情形，真是苦痛到极点。
感谢神，在患难中还有他丰盛的恩惠。妻在家中虽然遭遇了这些试炼，她从来没有发过怨言，因为她知道她进入这个环境是神亲自带领的，并且她常常安慰我，劝导我。她还不满二十周岁，陪了丈夫到一个离开自己的家三千里远的地方来，除了丈夫以外没有一个近人，忽然遭遇到这种风波，按常情说，她应当比我更痛苦得多。但她用一种很镇静的心情和态度应付这一切试炼。这样一来，我就少受了许多痛苦。如果母亲和姐姐误会我，妻再向我发怨言，那岂不更难受了么！如今她不但不向我发怨言，反倒时常安慰我，劝导我，当然我的试炼就轻得多了。
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与妻总是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会忽然生起气来。我们十分谨慎，不敢多说话，还不晓得会因着那一句话引起误会来。我们有时从外面回家，一进胡同口，心情就紧张起来。我每逢从远处工作回来，出了火车站以后，坐在人力车上，心中就忐忑不安，不知道一进家门会听见什么声音，会看见什么脸色。我们苦，姐姐更苦。一个人常凭自己的揣测判断事情，就这样常常自己吃苦，又使别人吃苦。
我出远门的时候，妻无论在家中受什么委屈，到我回来她总不对我诉苦。有时我听见姐姐无理的话语，心中忍受不住，妻就对我说，“我们不要怪罪姐姐。她并不是明知道我没有错处故意同我作难。在她眼中看看我实在不好，当然难怪她要对我不满意。如果我处在她的地位，我也会生气的。世界上无缘无故欺负人的实在没有几个。”她这样一说，当然减消了我心中的不平和怒气。有时她听见姐姐生气，在里院大声说话，她在外院就自己小声唱赞美诗，免得自己听见不适宜的话不能得胜以致被激动。她从来不与姐姐顶嘴。她说，“如果我同姐姐冲突起来，将来怎样再同处呢?既然大家还必须一同过日子，就不要逞一时的不快，以致伤了和气。”更感谢神的，就是我们那只有几岁的儿子，在祖母、姑母、与父母中间从来不传一句话。他在祖母和姑母那里无论听见什么都不对我们说，他也不在祖母和姑母面前提说父母所说的话，或我们所作的任何事。当然我们也不从他口中讯问什么。有时姑母问他关乎我们的事，他就提别的事把话岔开。如果姑母再追问他，他便嬉笑着回答说，“我不管，我不管。”这个小孩子从来没有在家庭中挑起过任何事端。这些事都是神在试炼中赐给我们的特恩。
妻最初受这些难为，心中自然也感觉不舒服，也曾流过不少眼泪，但她始终深信凡所遭遇的没有一样事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他既然许可他的孩子受苦，一定因为有许多的功课是她必须学习的，所以她靠着主能克制自己，不敢任性发作脾气。经过长时期的磨炼以后，她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对神的心意也就更多明白一些。
我们在家庭里遭遇的试炼中最严重的有以下的两次：
1931年春季，妻患了极重的咳嗽，并且全身无力。到协和医院去诊视，发现是肺积水，而且两个肺尖都有结核的现象。情形一日比一日严重。我又常出外作工。她带了一个不足两周岁的孩子，家庭中又不能快快乐乐的度日。医生嘱咐她换地休养一些日子。母亲和姐姐却认为妻托词患病，要离开家。我在4月10日同妻再到协和医院诊查，医生说确是肺病，至少需要休息几个月之久，又说如果不及早治疗，可能有性命的危险，并问我能否送她入疗养院。我回到家中对母亲和姐姐述说诊查的经过，她们坚决认为妻并没有肺病，不过是想到外边去。姐姐还对我生气。她们说她们没有到医院去，谁知道诊查的是什么结果。我请她们到医院去见医生讯问一下，她们又说她们没有时间去。这时把我急得无法形容。过几日我又陪妻到德国医院照了一张胸部爱克司光相片，把片子拿回家去给母亲和姐姐看。她们又说她们看不明白，意思似乎是说我同妻合伙欺骗她们。我靠着神夸一句口，凡是与我熟识的人都信我所说的话。我告诉他们一件事，他们绝不怀疑我，绝不再问我这件事是否真实。母亲和姐姐本来也这样信任我。及至我结婚以后，她们竟常不信我的话，这实在使我的心中痛苦得难以形容。比这更令我难过的，是妻病到这种地步，母亲和姐姐竟认为她没有病，不容许她外出疗养。如果我强送她到外边去就会惹起不堪设想的风波。在我作难的时候，我与外边所定领会的日子临近了，只好忍着心出了门，把有病的妻子丢在家里。
5月中旬在黄县工作的时候，那里的教会请求我夏季再到黄县讲道，我告诉他们说家中有病人，因此不敢允诺。他们一听说我的妻子患病需要休养，便请我带妻到黄县去住些日子。他们中间一位姊妹愿意负责接待。6月6日我回到北京，又费了许多唇舌，才把妻带了出来。她一连在黄县住了4个月。11月初随我由山东南下，到杭州住了一年多。身体经过长期的休养，大见好转，1932年12月中旬和我一同回到北京。
1934年夏，岳父患胃癌，病情严重，由杭州到上海割治，恐怕发生危险，嘱内兄来信告知病况，希望妻回去看视一下。当我把这信给母亲看的时候，姐姐姐气忿忿的说，“我还要到上海和杭州去游玩一次呢。”她的意思是说岳父并没有病，不过是内兄写一些假话，好叫妻回南方去游玩一些日子。当时那种表情真令人无法忍受。我说，“父亲病危，女儿当然应该回家看视。”以后我们争论了几句。姐姐跳起来喊道，“我要拿刀杀人！”当然姐姐不会也不敢杀人。但她生起气来，什么可怕的话都能说得出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心中焦急万分。岳父病危，妻不能回去看视，我对不住岳父。我送妻走呢，姐姐又闹着不许她走。如果我不顾母亲和姐姐，强送妻走，也没有什么作不到的，但我又不忍这样待母亲和姐姐。我焦急到一个地步，竟想要自杀。如果不是我自己作见证，阅者大约绝不会想我也起过自杀的念头。由此可以想见我当时的作难和痛苦了！后来襟兄由上海来信，说岳父的棺木已经由杭州运到上海，如果妻不快些回去，恐怕父女不能见面，要成为一生抱憾的事。我把这信给母亲看，母亲怕我会急出什么变故来，才允许我们走。我便在得信十天以后，同妻离京南下往上海。当我们临走以前，姐姐还负气早早的出门，不和我们见面。但我们到上海以后，姐姐又给我来信，说她在街上看见我同妻坐车往车站去，想招呼我又不肯，到我们走了以后，她因为使我难受，心中痛苦起来，并说她那样待我实在对不住我。姐姐始终爱我，但因为她对妻怀疑，所以她心中便忿忿不平。及至她得着岳父逝世的讣告，她才信我们并没有欺骗她。当我们回来以后，她什么也没有表示，她对妻的态度却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们一点不恨姐姐，也不怪罪她，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疑心病。一个病人无论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人都肯原谅他。我们看姐姐就是一个病人。她的疑心病害得她好苦，使她度了多年苦痛的生活。阅者中间如果有常怀疑人的，请你们速速悔悟，把这害你的重病带到神面前来求医治，免得自己吃苦，还使别人吃苦。
我与妻结婚以后过了一二年，彼此之间便发生了摩擦，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情在几点上大不相同。我喜欢凡事整齐有秩序，她却在许多事上漫不经心。当我未结婚以前，我能在夜间不燃灯，随手取一切常用的东西。因为我放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地方，她却把东西随手乱放。就是在白天要取一样东西，也必须费很长的时间东寻西找。我早晨把屋子布置得整整齐齐，不到午间就会看见到处都摊放着东西。她也不是不清理屋子，但必须等地高兴的时候，便大大清理一阵，不多时候，她又弄乱了。我却喜欢每日随时清理，使屋子、院子，从早到晚总是清洁整齐的。我一看见屋子里什物凌乱，就立时心中烦躁，有时我下手清理，也有时就生气吵闹，她仍不改变她的作风，这使我更加生气。直到今日妻在这件事上仍是没有什么改变，我却很少因此对她生气了。
我最珍爱书籍。有人损坏我的别的东西，也许我还不很难受，惟独毁损了我的书籍，真是我最难忍受的事。妻却认为既可以花钱给孩子买玩具，订画报，若是孩子喜欢看书，就随手拿几本书给他玩耍，又有什么不可，因此她常拿我的书给孩子翻弄。有一次她把我的一本全国分省地图给我们那几岁的儿子玩，竟被他撕掉了一页，惹我生了一次大气。
在另一点上我们两个人的性情也完全相反，我对一切事都十分谨慎，不愿意弄出一点错误，妻却粗心大意。我每次写完一封信，至少总要细看一遍，然后寄出去。重要的信有时看两三遍才去付邮。她写完一封信，一遍不看，就寄出去，因此在她寄给别人的信中常有错字或遗漏的字。当她结婚以前在杭州的时候，有一次写好一封信装在信封里，封好口，贴足邮票，但在信封上并没有写一个字，便把它和另一封信一齐投在邮筒里。因为那个邮筒离她所住的地方很近，她家中又常有信投邮，因此邮差开出这封信以后，就拿看它来问是不是她家中寄出的，这时她才发现没有在信封上写字。我们结婚以后，有一次某处寄来一封快信，邀我去讲道，信中附了贴足快递回信邮资的信封，请我快寄回信。那时我正在外省工作，这封信竟被她大意搁置起来，既末给我转去，也未给他们回信。等我回来发现了这封信，已经过了他们所定的日期一两个月之久，害得我不但对人失礼，而且慢了人的事，只好写信说明原因，同人道歉。还有一次我在外省工作，得着她的来信，说几天以前转来了三封信，但我一封也没有收见。到我回家以后，问她是否确已转去，她说清楚记得在这三封信的信封上都写了改寄的地址。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三封信一定是在邮途中遗失了。不料过了一些日子，我竟在家中缝纫机后面把这三封信找到。我常为这一类的事发急生气。结果是什么呢，发急生气不但与事无补，而且倒弄出许多的不平安，渐渐我也就不发急生气了。
有一次发生了以下的一件趣事，妻赶着要去聚会，出门的时候顺便把一双旧皮鞋带到鞋匠那里修理。她拿了一个纸包交给鞋匠转身就要走，但鞋匠要打开看一看该怎样修理。她说「哪里损坏就修理那里好了，我急忙要走，你自己看罢。」她还没有走出几步，鞋匠把她喊了回去。原来鞋匠打开纸包看的时候，发现里面并不是皮鞋，乃是三只咸猪蹄，那是她的母亲从杭州寄给她的。她粗心大意竟到这种地步，几乎令人不能置信。以我这样一个特别谨慎的人，神竟用这样的一个妻子来磨炼我，这是多么奇妙阿！
妻不只粗心大意，她也常会忘事。有时她应许那一天到某处同人谈话，到了那日竟会忘记得干干净净，使人望眼欲穿的等候着，结果竟没有来。甚至有时她应许别人去主领聚会，到时候都被她忘记了。她也常把别人托她办理的事忘在背后，以致慢了别人的事。她有时到菜市上买了菜来，放在一个地方，便再不去看它。直到几天以后才想起来那里有菜，但是菜都烂得不能吃了。这样的事在我们家中并不是罕见的事。她不是不爱惜物力，但她遇事不经心，以致发生这种现象。我也常会忘事，但我用种种的方法弥补这种缺点。我允诺别人什么事以后，便立刻记在案头日历上。我也为她预备了一份。她不但不用它记事，有时十天半月竟连翻也不翻。我很注重遵守时间，但她赴约会常常晚到。我觉得我教导人遵守时间，她先给人作这种不好的榜样，实在是掣我的肘，为这个我也常感受痛苦。
我们冲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因为性情急躁，言语冒失，常有时在人面前说出武断的话或传述从别人听来尚未能证实的事，我又有时说话张大其词，或缺乏体恤和同情。妻一听见我这样说，不问有没有人在面前，便当时替我纠正。我认为她应当单独的规劝我，却不应当在人面前给我难堪，因此便不能原谅她。她认为我既在人面前说错了话，她便有在人面前为我纠正的必要。过了许多时候，我承认我确实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纠正我的过失。如果我在言语上谨慎，自然不会再遭遇这种难堪了。
写到这里，我必须警戒阅者不要效法我的妻子。按着圣经上的教训，我们看见弟兄有过失，第一步是单独劝告他。（见太十八15-17）。那是因为人都有肉体，都顾全颜面，如果你操之过急，会使他羞恼成怒，帮助不了他，也许倒伤害了他。别的姊妹更不可效法我的妻子。她的丈夫能接受这种纠正，别的姊妹的丈夫也许不能接受。（我信绝大多数的丈夫是不能接受的）。我的妻子因为知道她的丈夫能接受，她的规劝也很合理，所以才这样作。别的姊妹还不清楚知道丈夫的程度，她们的规劝也不一定正确合理，若贸然效法我的妻子，就不免要画虎类犬，惹起事故了。效法人切不可只学外面的事，却不注重里面的事。
古书上说，“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我感谢神，在我十四岁的时候赐给我一位“诤友”，在我人生的头一段路上大大帮助了我；我更感谢神，在我28岁的时候赐给我一位“诤妻”，在我作神的工作的长时期中给了我无限的帮助规劝。我在言语行为上所有的错误和过失，她只要看见，从不会缄口不言的。一般作妻子的只要与丈夫的感情良好，大多数看不见丈夫的错处，纵使看见也不肯说。如果有别人说她的丈夫有什么不好，她会恼羞成怒，同那人冲突起来。我的妻子向来不庇护我的短处。（感谢神，我也不庇护我自己的短处。）在这一件事上我得她的帮助最多。
我是一个性情暴烈，脾气不好的人，也是一个情感很重的人。当我看见一个人有长处因而爱他的时候，无论什么东西我都乐意给他。但当我看见一个人有短处因而厌恶他的时候，我恨不能立刻把他从我眼前赶走，总不再见他的面。妻常对我说，“当你看见一个人有长处的时候，应当想到他也有短处；当你看见一个人有短处的时候，又应当想到他也有长处。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这样的规劝使我对人的态度和心情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无论批评谁不好的时候，她总是为那被人批评的人作义务律师，替他辩护。固然这种辩护有时太过，但很多的时候确是减少了别人对那人的恶感，止息了人的怒气，自然也就消除了许多纠纷和冲突。一个人在向别人发怒的时候，旁边有人多说一句不好的话，就如同火上浇油一样；但如果有人在旁边说一句劝解的话，便好似在火上泼一盆水一般。许多作妻子的惯会在丈夫的怒火上浇油，结果毁灭了丈夫，也焚烧了自己。像我这样性情暴烈的人，如果娶得一位惯会在丈夫的怒火上浇油的妻子，我真不敢想像会惹出什么大祸来了！
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觉得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那不可爱的。妻对人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作。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的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她对我说“你并不损人利己，但你却自私自利。”她说对了。不过因着这二十多年的薰陶，我多少总算有了一点进步。
妻很会想到别人。早晨如果她先起床，她总是轻轻的走路，小声音说话，恐怕惊动别人。我从小没有这种习惯，只要我起了床，便不想到别人。为这件事我受了长期的训练，多少也有一点进步。妻总不愿意给人难堪，所以她很少疾言厉色的对人说话。除了最熟的人以外，她也不肯轻易责备人。但我只要看见信徒有错处，便毫不留情的责备他们，因此许多人对我有些惧怕，对她便没有这种感觉。
妻要为人作什么事，总是在事前一声不响，到时候就为人作了。她要送给人东西，也是这样不先告诉人，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忽然送给那个人，还有时她暗暗把东西放在人家里便走去，或把东西放在那个人的口袋里，及至开口袋的时候才发现，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我就完全不是这样了，要为人作什么以前，总要早早应许人。有时候竟不能作到，以致使人失望。在这件事上我很得了她的帮助，到今日我渐渐学会在未作一件事以前不预先说出来。这样，到时候如果作得到，可以使人得着意外的快乐，如果作不到，也不致使人失望，又不致使自己对人失去信用。
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的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说也真灵，她交托，神也真为她成全。因此她心中很少有愁苦挂虑，每天总是笑口常开。她这种生活使我渐渐也受了相当的影响。
我不怕为人出力气、费金钱，我却不愿意在为人出了力、费了钱以后还受人的误会。妻却对这一切全不在意。她说，“随便人怎样误会我，只要我所作的对得住神就好了。”她对别人所说批评、论断、误会、毁谤的话一点都不放在心里。她认为使别人的舌头夺去自己心中的喜乐平安是一件极不合算的事。说来也真希奇，她确实有一些短处，但她所有的长处大多数都是我所没有的。神就藉着她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功课。
妻的忍耐也是我望尘莫及的。常有缺少常识的人到这里来谈话，没有要紧的事却停留几小时之久，她总是一点不发急。一次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女子来同她谈话，一段事情反复的对她讲，她总安静着去听，还耐着心与她谈话，第一次几小时，第二次大半日之久。任何人恐怕都忍受不住这种无谓的谈话。她却说，“这个女子太苦了，需要有人给她一点同情和安慰。”
在我们结婚以后的几年中，我因为妻没有喜爱读书的习惯，有许多普通的常识都不知道，也不留心世界大势，便轻看她，称她“孤陋寡闻，不学无术。”但近些年来我发现她比我聪明得多。她料事多中肯，也有急智应付忽然临到的事，因此我遇见事就同她商量，她也给了我许多良好的建议。我常戏称她为我的“参谋长”。当她回南方去看望母亲的时候，我便如同失去了一只手一样。
我从前最不注意饮食睡眠。我能从清晨到午后不进饮食还照常工作，也常伏案办事或写作直到深夜。妻过了时候不吃饭便全身软弱无力，睡眠不足便头晕脑涨，因此她也就注意我的饮食和睡眠。她为我不按时吃饭和我作事直到深夜常和我麻烦。她对我讲，毁坏身体就是毁坏神的殿。我从前常因此向她生气，觉得她干涉我的自由。有时甚至因此同她争吵。经过两次重病以后，我才明白一个不注意饮食睡眠的人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妻子干涉他的自由，不然，他会因着任性毁坏了自己的健康，甚至不等到神所赐他的年日满足，就早早的离开世界。这样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好几个了。
回想前些年我们夫妻中间的摩擦真可算相当剧烈。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几乎天天争执。其实在大事上我们很同心，所争执的总是一些小事。我们两个人的个性都相当的强，争执起来，谁也不肯让步。感谢神，他要借此磨去我们的棱角，使我们能成为“光滑的石子”。可叹许多夫妻一发生摩擦就闹离婚。他们觉得分离了可以少受痛苦，其实正是拒绝了许多福祉，而且还要陷入许多的罪恶和灾祸中。神不许属他的人随便离婚，并不是剥夺他们的自由，实在是为要使他们得福。假使神不禁止属他的人随便离婚，当我们二人摩擦得剧烈的时候就离了婚，还能有今日么?阅者中间如果有人夫妻中间也有摩擦不睦，我希望你们仰望神，为顺服神而忍耐，早晚你们必会看见神奇妙的恩典临到你们。当小石块被磨成“光滑的石子”的时候，你们便明白顺服神是何等有福的事了。
我和妻结婚以来已经将近二十二年之久。以前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摩擦，我们却始终彼此信任。我们不彼此说谎，也不互相猜疑。我们中间也没有彼此隐瞒的事。我们推心置腹，相见以诚。夫妻中间彼此说诚实话，互相信任，实在是一件极重要的事。在这件事上如果失败，这个家庭的前途便危险万分。撒但最喜欢破坏夫妻中间彼此信任的心。当夫妻不以诚相见的时候，魔鬼便在他们家中掌握大权了。
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是一个长于文学的女子，这样，她可以作我的书记。不料妻并不是这种人材，连写一封重要些的文言信都需要找我为她起草，但有时她会为我修改文稿。她也不会讲道，她却会在我讲完道以后告诉我意思或言词方面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她不是一个能干的主妇，但她是一个良好的同工；她不是我办公室中的一个干练的书记，但她是我人生和工作上的一个精细的校对员。她不是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但她是我今日最适宜的配偶。现今我才明白我的理想并不是完美的理想，我的选择也不是最好的选择，惟有神的意念和作为才真是尽善尽美。我更加笃信神所说的：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五十五8-9）
1950年7月4日
附录 追念母亲
（这一篇中有几段记载因为在前几章中已经提过，所以删了去，免得重复；此外又增加了一些前次写的时候所遗漏的事情。）
1947年10月18日，夏令时间下午11时50分，母亲在北京甘雨胡同二十九号寓所平安去世。自前一年9月1日姐姐因肠胃病去世以后，母亲心中就非常难过。老年人丧子女本来就是最悲苦的事，若不是从神得着安慰，实在是极难担当，何况母女五十多年在一处就没有离开过呢?加以姐姐病逝以前，母亲也同时患痢疾，姐姐一病不起，母亲渐渐痊愈，可是体健从那时一直就不能恢复，后来双腿都肿起来。今年春夏比较还算好些，入秋以后，面部与双手也都浮肿起来。请医生看过。说是年纪太高，身体虚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痛。到入10月以后，身体更软弱，食量也减退。13日以后，情形一日不如一日。15日情形更不佳。16日晚还能好好的吃一些食物，安静的睡眠一夜。17日便不再想吃东西。晚间饮食都不能下咽。夜间有一位弟兄陪我坐在床前看守一夜。昏睡中屡屡发呓语。18日除去进了几口饮料以外，已经不能吃东西。到了晚间，气力逐渐减消，脉搏也渐起变化，11时50分在毫无痛苦中安然去世。按旧历计，82个生日过了两天；按阳历计，差4天不足82个生日。
母亲悟性不高，记忆力却相当的强，直到八十多岁，还能背诵幼年所念的四书、千家诗和一些别的古书里面的话。母亲的性情憨直暴烈，领悟事理非常迟钝。一件事情她认为怎样，便没有人能再为她更改过来，就是别人举出多少证据来证明她所看的不对，也难改变她的成见。母亲在老年的时候性情已经改变得很多。在中年的时候非常暴烈，同人一交涉事情，几句话还没有说完，就要生气。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违逆母亲，母亲舍不得责打我，便自己生气摔毁东西，或是打自己。同院邻不交涉事情则已，一交涉事情，十次中会有八九次要生气。母亲同人交涉事情，不会慢慢的讲话，只会发急生气。自己也知道这种性情，所以许多事总是忍受，不同人办交涉。及至实在不得已去和人交涉的时候，很难得不把自己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姐姐和我在这一点上很像母亲。若不是神改变了我，我现在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步了。
母亲实在受过许多的苦。当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家中的生活非常艰难。每日吃很苦的饭食。一到冬天，屋子既不够暖和，身上穿的衣服又单薄，母亲和我手脚总是冻得裂成许多破口，疼痛得很。我年幼的时候常惹母亲生气，使母亲难过。不过却知道帮助母亲过日子。没有力量作别的事，每天清早起来，便拿一个筐子，到本巷内几家大公馆门外倾倒秽土炉灰的地方拾些碎煤，拿回家里来生炉子，这样就减少家中一笔买煤的开支。到我入校以后，仍是每天早晨拾过煤，再夹着书包去上学。一直到我十二岁住校，这件工作才算放下。在我读书的时期中，走读的时候每月只交二三十个铜币的学费，还不算太难。到十二岁住校的时候，连学费和膳费，每月要交二百几十枚铜元，（合银币两元几角），就感到困难了。不过那时学校中有一种奖金，就是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每班考取第一二两名的学生，下一学期可以完全免交学膳费。我在高小二年半之久，每学期总是因得奖金而省下了学膳费。那几年虽然不能再拾碎煤帮助家庭，但家中减少一个人的饭食，比拾碎煤节省了许多，母亲的日子过得稍宽裕些了。到了我十四岁的秋季，从高小毕业，升入中学。（我从初小到中学毕业，都在伦敦会所设立的萃文学校读书。）那时学校改变了办法，增加学生的学膳费，招收外面的学生。（以前是只收教友家的子弟）。每月每个学生要交两圆钱学费，四圆钱膳费。但教会的学生可以由教会领到两圆钱的资助，每月自己付四圆钱。奖金的办法也略有更改，就是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每班考取第一名的，第二学期免收膳费，考取第二名的，免收学费。教会里学生的学费本是由教会担负，所以若考取第一名，免交膳费，那也就是不出钱读书、不出钱吃饭了。到了我入中学二年级（我不太清楚记得是二年级或是三年级了）的时候，校中因为经费不足，把奖金缩减，改为高小一年至三年张贴总榜，中学四年也张贴总榜。全高小、全中学各取两名，这四名学生可以得奖金。这样七个班次一共取四名，校中可以省下十名学生的奖金。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时候，就靠着得奖金读书，母亲不过为我作衣服，给我一些买书和零用的钱。到了我在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奖金完全取消，只发一点奖品。我最后所得的奖品是一本皮面金字的新约，和一本布面带谱的颂主诗歌。我在高小和中学的几年，既没有交过多少学膳费，家中的房租又渐渐增多，母亲受的苦当然也逐渐减少，这时比起十年前来，已经可算出幽谷而迁乔木了。
我作学生的时候，身体不好，常常生病。母亲为这个也受了不少的苦。每当我生病的时候，母亲总是提心吊胆，只恐怕我的病不能好，有时深夜跪在炕前为我祷告，有时整夜不睡，看守着我。我有几次耳内生疮，痛得我日夜喊叫。母亲为我用极热的毛巾放在耳朵上，昼夜服侍我，到我好起来为止。母亲的爱多么浩大，多么真挚！我爱母亲还不及母亲爱我。写到这里我流泪，我哭泣，我巴不得再有几年的机会服侍母亲，但是母亲不在眼前了。我希奇，世上会有许多子女把母亲看作讨厌物，看作分利者，看作累赘，看作仇敌。人没有良心竟能到这种地步，怎能不招来神的震怒呢！
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因为不明白母亲的爱，常常和母亲争吵冲突，使母亲痛苦，但母亲的爱总不因此减少。当我在初小上学的时候，每日上下午从家中往学校去，母亲恐怕我在路上遇见什么危险，每次总要从家中把我送到学校。我不愿意使同学看我那样懦弱无能，所以拦阻母亲，请她不要送我。母亲却坚持一定要送我。我为这事屡次同母亲吵闹。母亲一方面恐怕不依从我使我不高兴，一方面仍是不放心让我自己走，所以便不再和我一同走，却在后面远远的跟着我。有时被我发现，便同母亲吵闹，有一次我甚至自己咒诅自己。
我年幼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姊弟二人只住一间房子。我读了几年书，知道新鲜空气与人的健康大有关系，便提议夜间睡觉的时候多开窗子。母亲却信一种旧说法，说夜间睡觉的时候应当把窗子关严，以免受夜寒、患重病。为这件事我也屡次同母亲争吵。母亲既怕儿子受夜寒，又怕儿子心中不快活，便在我睡觉以前开着窗子，等我入睡以后，轻轻的再把窗子关严。到次日早晨我发现窗子是关着的，便同母亲争吵。以后母亲便等我入睡以后把窗关严，早晨趁我未醒之前再把窗子打开。有时清早我先醒了，发觉母亲又关了窗子，便又和母亲吵闹。那时只知道母亲作得不对，却一点不了解母亲的爱，所以常常和母亲冲突。如果在我尚未觉悟以前，母亲便离开世界，以后想起这些事来，却再没有机会对母亲尽一点孝道，那要悔恨到什么地步啊！
从我十四岁信主以后，我开始知道体恤母亲了。当我十七岁的春季，我们的学校从东城迁移到西城新校舍。家和新校舍的距离与家和旧校舍的距离是十六比一。从前是每星期六可以回家一次，迁移以后还是照旧，但心理上感觉着离母亲远了很多。在校中的时候常常挂念母亲。先是挂念母亲的健康，后来渐渐转变，时常怕母亲死去。我们的新校舍是一座四层的楼房，从楼上的窗子可以看见附近许多住户，也可以听见附近的各种声音。那一带又多是贫民聚处，所以住户特别众多。每逢有人家死了人，便在门外挂一束白纸，找几个吹手，吹小喇叭、打大鼓。我每次听见这种声音，便疑心母亲死了，心中苦痛得不能形容，恨不能立时回家去看一下。盼到星期六中午，一下课就赶快回家。进了甘雨胡同西口，便胆战心惊，惟恐再看不见母亲。及至进了家门，看见母亲健康如常，这才放下了心。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星期二三还要寄一封信回家，讯问母亲健好不健好。从那时候起到母亲去世，母亲一直是我心中最挂念的人。
1921年的春季，我从保定被逐出校，回到家中，使母亲受了一次极重的打击。有一天晚间我在我自己的小屋里听见母亲在对面的屋子里哭泣喊叫。她说，“我要疯！我要疯！我再不能忍受了！”（北京人称患精神病为疯）。我听见这几句话心中像刀刺一般。我怕母亲真要患精神病。因为母亲有一次同邻舍争吵，神经失常，走到街上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才清醒过来。我爱母亲。我不忍看见她那样受苦，更不忍看见她患精神病。我心中交战得十分猛烈。我决定顺从母亲。我决定放弃神交托我的使命，好保全我的母亲，好救我的母亲脱离危险。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主把一节圣经上的话放在我的心中：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看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十37-38）。
这几句话在我的心中作了有能力的工作。我认为我应当爱我的母亲，但我更应当爱我的主。我万不可因为体贴母亲便放弃了我的使命。不能，绝对不能！我只有把母亲交在神的手中。纵使她因此患了精神病，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感谢神，他真是信实的。那天他试验我像古时试验亚伯拉罕一般。亚伯拉罕为顺服神，舍了他的独生子，神却保全了以撒，使他没有受到一点伤害。那天我为顺服神，舍弃了我所爱的母亲，神也保全了她。那天母亲哭喊了一回，也就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她并没有因我的缘故患精神病。
当我在家中受神磨炼的那几年，我帮助母亲作家中一切劳苦的工作。到1925年神交给我许多的工作的时候，他照他的应许藉着属他的人供给我一切的需用，并使我能供养母亲，又为母亲雇了一个女仆，替我作家中的琐事，母亲的生活比从前好得多了。
1925年的冬季，我在浙江省几处工作。那时因为战事，大江南北的铁路交通隔断了很长的时期。从上海到北京的信件需要五六天之久。我每隔几天就写一封信回家，但我很少收到家中的信。母亲写字非常困难，姐姐又极不喜爱写信。有一次多日没有收到家中的信，我挂念母亲的健康。恰巧有一次我梦见回到家中，看见屋内放看一具棺材，听说是母亲死了。我难过到极点。醒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接连着好几次都在梦中看见不好的景象。同时又多日得不着家中的信。我拍电报到家中，也得不着回电。我更认为母亲一定是去了世，姐姐不肯告诉我。那些日子我几乎患了精神病，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又拍一封电报给潘老太太。过了几天方得着姐姐的回电，报告家中平安，母亲健好这才放下了心。
母亲极疼爱我。一直到我四十多岁的时候，仍然常嘱咐我，像嘱咐小孩子一样。每次我离京外出以前，必定嘱咐我不要到山颠水旁和其他危险的地方去，嘱咐我上下车船要小心，嘱咐我不要受寒，不要受热。我为免去母亲挂心，出外时候最少每一周寄一封信回家。如果作长途旅行，在途中随走随往家中寄明信片，报告旅途平安。如果出太远的门怕信件在途的日子太长，使母亲放心不下便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赶快拍电报回家。
最不幸的事就是从我结婚以后带了妻回家的那一天起，家庭中便发生了猜疑不安。母亲和姐姐因为多年受苦的经验，使她们不能信任任何人，不能爱任何人。母亲吃过姨母的苦，吃过邻舍的苦。从1925年家中雇了女仆以后，又吃女仆的苦。我们所用过的女仆大多数都偷东西，就连浸在水中的大米，用水和成的面粉，她们都有方法偷出去。二十几年的经验，使母亲认为除了她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要加害于她。姐姐也认为除了母亲和弟弟以外，没有一个可爱的人。这种心理越来越深，家中的痛苦也就越来越重。
1937年基督徒会堂自建的新堂落成，第二年后院的小楼也落成。有人问我要不要搬到会堂院里住。我回答说，“我自己有几间房子，家庭也离不开我，不能搬来。”不料1939年的春季妻患了病，而且越来越重。会堂中一位女同工接她到会堂的院中来暂住疗养。那年秋季我到上海工作，就陪她一同南下，到她母亲那里住些时候。12月内我自己回到北京。那年冬季竟得了一种腰痛的痛，而且越来越重，最重的时候动一动就痛。有几位圣徒认为我需要换换环境休养，便勉强我迁到会堂院中来住。我起初虽然不想来，但因为大家是那样关心，那样着急，实在不能过拂大家的美意，便迁来暂住。第二年春季妻从南方回来，我们仍暂时住在会堂院内。我每日回家去看母亲和姐姐，并办理家中的事。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我和妻不住在家中，母亲和姐姐竟少受许多痛苦，她们在许多事上不必再防备妻，姐姐也不再常生气，家庭倒比以前平静得多。我们也不必再那样天天过着担心的日子。于是便决定暂时仍住在会堂院中。再过一些日子，我们发现这样不但家中可以减少许多风波，而且我们在会堂院中住与教会也有好处，因为我们便于照应教会的工作，并且能负责任接待圣徒，我们实在不容易再离开会堂院中了。
从那时起，我们便不再住在家中，但我在北京的时候每日都到家中去，妻也时常回去看看母亲和姐姐，大家倒比以前在一处的时候融洽得多。母亲和姐姐见我们虽不住在家中，却待母亲和姐姐仍和以前一样，因此也放心了，不再有什么顾虑。母亲和姐姐自始至终都十分爱我，也爱我的儿子，就是对妻始终是有误会，而且这种误会任何人不能加以解释。无论什么人若是一去解释，便对那个人也误会起来。因此我在母亲和姐姐面前总是极少提到妻的。好在母亲和姐姐只要看见我和我儿子便心满意足。因此我们父子每日都到家中去。我回想小的时候对母亲不孝，常要挟母亲，和母亲争吵，使母亲生气，便想今后应当好好使母亲得一些快乐，免得将来有一日叹息着说，“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可惜！工作总是十分忙迫，竟不能多服侍母亲一些时候。
去年3月起西南工作，本想去两个月就回来。不料到了那里因为工作繁多，一再延期，后来又因为车票、船票与飞机票都极难买到，不容易离开西南，结果竟在外面五个月之久。8月18日取道上海，乘飞机回北京。姐姐恰巧在17日夜间开始患病。我外出那样久，回来的时候事务蝟集，又正赶上开大学布道会，竟不能好好服侍姐姐一些日子。姐姐病了12日，母亲也随着病倒，姐姐患的是肠胃症，母亲患的是痢疾，幸好有一位作护士的姊妹自告奋勇，替我帮忙不少。我恐怕母亲年高，病不易好，谁料到母亲竟好了起来，姐姐却在9月1日早晨去世了呢！姐姐去世以前，对妻已经转变了态度。她在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曾说，“我拉着神的手了。”
姐姐去世以后，我想母亲也许会对妻转变态度了。谁知道母亲不但仍是照常的误会，而且还更加恐惧起来。她想现在已经没有女儿在面前帮助她，如果妻和妻家中的人要加害于她，她如何能抵挡呢?妻每一次去看母亲，母亲就恐惧疑虑。我和妻看见了这种情形，就想妻还是少回家更好。妻既不能回去服侍母亲，只好我一个人负责了。姐姐才去世以后，母亲苦痛得很。我每夜放一个小床睡在她的旁边，夜间母亲不能睡觉，只是叹息哀痛，想念女儿，也常大声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求神怜悯。夜间母亲也常常自言自语的说话。我有时能睡，也有时不能睡，就静卧着听她说。那时我更明白母亲对妻充满了误会，她的心中完全充满了几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那些可怕的事。她所仅能明白的一点，就是她的儿子爱她，此外她对任何人都怀疑，都畏惧。有时候有信徒来看望她，她对其中大多数的人也都抱着猜疑和不满。母亲年老耳聋，服侍她的女仆说话声音小，她听不见；说话声音大呢，又说是在那里叱喝她。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我一个人能得她的信任。但我因为教会的工作，灵食社的工作，还有许多事务，每日都是忙得顾此失彼，又不能总在母亲身旁服侍她，只可尽所能的，每日稍待空闲，便来到母亲面前，想望能给她一点安慰。因此从姐姐去世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对外省的约会都不能答应。除了两次到天津，两次到山西工作，每次不过几天的长久，此外所有远方的邀请一概推却了，好在家中陪侍母亲。但到今日我总因为不能放下一切事工，昼夜好好服侍母亲一些日子引为憾事。不过也真没有法子，神交托我那样多重要的工作，又怎能放下不去作呢?
母亲真是一位有福的人，因为她的儿子蒙了神的选召，为神作着那最宝贵的工作。母亲却未曾看见这个真理。她在我身上的希望是作阔事、多赚钱、置产业、享幸福。母亲看见我幼年的同学有作阔事或置房产的，便常常羡慕，叹息自己的儿子总是这样辛苦劳碌，一年常是有几个月在外面，在家中的时候也是夜以继日的劳苦作工。她只觉得她的儿子太辛苦，少享受。这是她心中痛苦的事。她却不知道她的儿子比她所羡慕的那些人快乐得多，幸福得多。有时有圣徒去看她，对她说，“王老太太，你多么有福啊！你的儿子所作的工，作总统的人都赶不上。”她总是回答说，“太劳累，太辛苦。”她如果能看见她的儿子所蒙的选召是多么佳美，所作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她将成为多么快乐的人哪！可惜她是有福的人，但不知道她所有的福，也不会享她所有的福。这真是她一生极大的损失，也是我心中引为痛苦的事。
从母亲病重到去世安葬，众圣徒在各方面都尽力帮助我。母亲去世的那夜，有四位圣徒陪我一同照顾她，更好的是其中有二位是护士。她们会照料病人，会为去世的人擦身体、换衣服。那天他们四个人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和安慰。我亲眼看着抚养我、爱护我四十七年之久的慈母断气，这是一件我极难担当的事。但因着这几位圣徒在我旁边，加增了我许多的勇气。当母亲断气的时候，我伏在我儿子的肩头上，在神面前献上了我的祷告。从母亲去世到安葬，一切的事差不多都是众圣徒帮助我办理。我家中的人只有妻和儿子，连我一共就三个人。可是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爱我的人却数不过来，所以我未曾费什么力气，一切的事就都办好了。天津的圣徒得着了消息，有九位长途跋涉前来送殡。他们说就是因为时间太匆促不然还有更多的人会来。香山的几位弟兄姊妹也放下工作到城内来参加送殡。
8月22日上午9时30分举行丧事聚会，有二百几十位圣徒参加。其中有些人在公事房和学校请了假前来。家中极小的两个院子坐满了人还站满了人。我请老友王克尘先生主领这次的聚会，我也略说了一些话。会毕以后，就移送母亲的遗体到东直门外教会义地安葬。47年前母亲抱着我进到这所房子里来，我那日送母体的遗体离开这所房子。因神的救恩和应许，我不应当悲哀，但人是有感情的，我不能抑制我的感情，我不能不下泪了。
从母亲逝世到发丧，前后一共占着四天。我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因为按着一般的习俗办理丧事从人去世到出殡，总需要占单数的日子。最少三天，或是五天，七天，九天，再多也必须是单数。他们的见解是说，如果双日发丧，家中会死两个人的。许多基督徒也受着这种习俗的影响，发丧必须规定单日。甚至明明的四天出殡在事实上最适宜，他们也要多延一日。他们口说不信这些不合真理的事，但他们不敢冒这个险，惟恐真会再死一个人。我必须领头破除这种迷信，所以我这样作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是等到她完全断了气，才开始为她擦身体、换衣服的。我国人有一种最残忍的迷信观念，就是在人快要死还未断气以前，赶快给他换上寿衣，这是因为一般人认为一个人在断气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他的灵魂在阴间便总是穿着那一身衣服。请想一个人在将要离世的那一点时间，还不容他安安静静的度过，却大家七手八脚的拉他扯他，使他身体痛苦、心中难过，这该是多么残忍的行为呢?可叹许多基督徒也随从这种残酷迷信的习俗！我们为母亲换好了衣服以后，也不照着习俗那样把死人停在门板上，却把母亲的遗体停放在一架平日使用的铁床上面，直到次日入殓的时候。
在母亲出殡的那天，我们在进门的墙上，和棺柩旁边的柱子上，都贴了大字的通知，写着：“对遗体行敬礼与真理不合，敬请亲友勿在柩前鞠躬。”因为我在会堂中讲过馈送花圈是古代欧洲敬拜假神的遗俗，基督徒不当随从这种风俗，所以圣徒中没有人赠送花圈，有两位相识的人因为不知道的缘故送来花圈，我们只好收下，却没有陈列，并且对赠送花圈的人说明原因，请他们原谅，也向他们致谢。母亲去世以后，我和妻并我们的儿子都穿了全身黑色的衣服。我戴了黑色的帽子，妻头上蒙了黑纱。母亲的柩是用一辆西式的柩车拉着。当举行丧事聚会的时候，我们是站在柩前一旁，柩前我们摆列了几盆鲜花。讣闻是我自己拟的，与前几年我为几家治丧的信徒所拟的大致相同。文为：
“先母李太夫人于主后一千九百四十七年十月 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五十分在寓离世安息距生于主后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阴历乙丑年九月初三日）在世寄居八十三载。兹定于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甘雨胡同二十九号本寓举行丧事，聚会会毕移送遗体至东直门外教会公茔安葬，静候基督再临时复活见主。谨此讣闻
子 王 明 道
媳 刘 景 文 敬启
孙 天 铎 敬告”
我写这些是供给各处信徒一些参考的资料，并不是说办理丧事必须照这里所说的办法。同棺柩和遗像致敬并赠送花圈是绝对不合真理的，这两点信徒绝不至从俗。至于丧家穿黑色的衣服或白色的衣服，棺柩用车拉或用人抬，发丧在第几日，这都是可以斟酌情形和需要办理的。我这样作容易得很，因为我家中除了妻和子以外并没有别人。如果还有尊长在上面，我就不能这样完全不顾他们的意见了。至于计闻也不一定拘于我所拟的这种格式。不过“不孝某某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妣。” “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额”等等不合真理、言不由衷的谎言，基督徒绝不可以采用。基督徒也不可向着棺框作什么事，就如上香、献花、读祭文、致敬等等的行动，因为那都是与祭祀敬拜死人有关的事。
我们为母亲所立的墓碑，上面所刻的字是照下面的样式：
“主后一八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生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安息
先母李太夫人文义暂息之所
子 王明道
媳 刘景文
孙 天铎 立石
敬启”
母亲去了。回忆从我生下来以后，母亲带着姐姐和我度了二十八年岁月。妻来了以后，是四个人，我的儿子天铎生了以后，增加到五个人。今日又剩下三个人了。从人事说，我家中的人最少，景况最凄凉，但感谢神，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好几百位圣徒都与我一同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在基督里相亲相爱，共同生活。不，我的这个家庭里不只有几百位，因为在离北京遥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圣徒那样关心我，爱护我，为我祷告，这些人都是我家中的人。我的主在世上的时候曾用手指着他的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太十二49-50）我的母亲去了，但我仍有许多母亲。我的姐姐去了，但我仍有许多姐妹。我从来就没有弟兄，我现在却有许多弟兄。我不但一点不孤单凄凉，而且我最有福，最快乐。我还盼望当我在主的面前再见看我的母亲和姐姐的时候，她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心中充满怀疑、忧惧、误会、痛苦，乃是大有快乐，大有平安，与我一同歌颂神的慈爱和拯救。那将要成为多么有福的日子啊！母亲和姐姐都去世以后，我每逢走进她们所住的屋子，每逢看见她们遗下的用品，便心中悲伤，潸然泪下。我知道神不怪罪我，连我的主也曾陪同他的两位女徒在她们的兄弟拉撒路的坟墓前哭泣。但当我见主的那日，我便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廿一4）
1947年2月29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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